回顾和评述汉代以降中国儒学思想发展的，总体(5)

这一切与其说是一种“流行”或者“时髦”，倒不如说是“失语”和“失忆”。于是乎，我们便看到，其中，“除了个别缜密的研究外”，在总体的研究上，遂使富有多元价值的先秦儒学多已深陷于这样一种“过于零碎、过于简化、过于平面化”[37]的无聊状态和悲惨境地之中：或将其单纯地定位为一种伦理学说、伦理政治学说，或将其简单解为一般哲学理论或者说意识形态问题，附会和聚讼于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是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等等等等……诸如此类两两对立、彼此斗争的“伪问题”或者“假问题”的理论辩难之中，鼓吹多元、倡导多义，空着说起、永无止息，进而又从相对主义最终滑向虚无主义甚至绝对的虚无主义。而其最终之结果，在本文看来，则不是“推舟于陆，劳而无功”，便是“骑虎难下，欲罢不能”，不但不能够尽如人意，反而却把先秦儒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历史文化功能、人文精神功能等等整个给阉割了，并且也把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自然形成的传统价值观念整个给肢解甚至于消解了，遂用猖獗而使人甘愿成为尼采笔下的“末人”。甚矣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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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大概便是以“解构”为本质特征的今日思想界之所谓“新主义”或者说是“后现代主义”吧？抑或将其笼而统之、大而化之地完全湮没于先秦乃至于整个中国思想史、史的总体研究框架之中，遂使这一股源头活水根本无法切实得到作为一个真实而独立的命题本身所应当得到的足够凸现和彰显；或将其研究仅限于专题性的个案探讨状态里，而真正针对整个先秦儒家的总体精神、本质属性、思维特质等等全局性的研究工作则至今仍尚付缺如，尤使得这一个曾给中国的思想世界带来长期而深远影响的重要思想之理论体系，时至今日，仍然无法在根本上得到全面厘清；或因其视角所及、选材所限而囿于就儒家而论儒家，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最终竟然陷于一种孤立、片面、静止的状态之中。于是乎，我们看到，人们在批判所谓“形而上学”的同时，不知不觉地也把自己变成了“形而上学”。他们或隔靴搔痒，削足适履，不得原典精神；或数典忘祖，以讹传讹，囿于往见成说。甚而至于，寻章摘句、牵强附会，以备一时一地、彼时彼地或者此时此地之需。于是乎，也就难怪于宋代伟大的思想家程颐，要作如是说：“自古学者众矣，而考其得者盖寡焉”[38]；于是乎，中国传统思想便随之而发生了严重的断裂，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则亦随之而发生了严重的蜕变；于是乎,时至今日，一个竟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道统”问题，则不被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便被解释得五花八门、不着边际，遂由此而日渐沦为一段时间以来乃至今日、当下之所潜滋暗长、甚嚣尘上的所谓“沦丧”、“精神下滑”、“学风日下”、“读书无用”的肇端和渊薮。于是乎，在“教”与“学”之间便由此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严重的人为脱节，而在“教师”与“学生”之间，也便随之而痛心疾首于自然而然的“物我两忘”而不是“教学相长”。试问：什么是知识、真正意义上的知识而非部分性的知识？而且，它们究竟又具体体现在哪里呢？这些个近于不是问题的问题，又并非随便什么人都能够真正有所获知。如此也就难怪今人不时地要抱怨“读书无用”——是的，读书到底又有什么用呢？当下到底是应试教育、素质教育、自由教育还是什么职业技能教育呢？大概没有人能够知道，即使是那些个教育工作者们。

对此，程子尝有言曰：“读《论语》、《孟子》而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39]此之谓也——不错的，读了那么多年的《论语》、《孟子》，读了那么多年的圣贤之书，然而，到头来，却竟不知一个“道”字到底为何物？那么，书读得虽多，但最终却又有什么用呢？难道知识的真正价值仅仅体现在它本身是知识吗？而且这样的知识，到底有什么用？或者干脆说，读书何为？对此，今日之每一位读书人似乎都应当毫不例外地静下心来，扪心自问，有所思亦有所想。

七;

从表面上看来，史学发展到今天，有关先秦儒学的问题似乎早已被研究遍了、研究完了。除个别的、小的问题外，已不存在任何一个无人研究过的内容或至少不可能没有相关的研究。该做的，似乎都早已被人家给做完了，或者说是做过了——既如此，试问：在这片巨幅的学术版图之上，还可能会被再找得到一块尚未开垦过的处女地么？而且古已有之的传统学术使命，是不是便因此而终结了么？既如此，则吾辈小子只需亦步亦趋、人云亦云地缅怀前人的成果、重复前人的话或者只需给前人曾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以及曾有过的一些个看法、意见和主张，作注脚不成？既如此，则堪称“天下之公器”的学术，岂不成了一家或几家之言、成了“作坊主义”或“山头主义”了么？那么，试问：今后的学术将向何处去？而作为晚辈后学的我们，又将何所作为、走向哪里？我们总还是要做点什么吧？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记得季羡林先生曾经作如是说，“各国的学术发展史都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学术同宇宙间万事万物一样，都不能一成不变而是要随时变动的。变动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最重要的不外乎两项：一是新的发现；一是新观点、新方法的萌生。”[40]也就是说，一个时代毕竟总是要有一个时代之学术；而所谓一个时代之学术，与其说仅仅在于史料学方面，倒不如说更在于史家与史料间的互动关系中。其实，所谓历史本身亦不过是史家与史料间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现在和过去间永无止境的平等对话。如果说在传统的认识论模式中，他们之所谓“认识”实际上是出自主体而对客体的单方面的宣判的话，那么在这种平等的对话当中，与我们对话的对方则是与我们平等的另一主体；换句话说，这种平等的对话，大概就发生在古、今两个完全平等的主体的交往之间，并且充分体现了主体间性——对此，我们似乎完全可以征用太史公司马迁的话，把它明确地叫做：“通古今之变”；或者，我们似乎也可以援引美国著名哲人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话，将其更为明确地称之为：“古今之争”（Quarrel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Moderns）——有关这一问题，在本文看来，似乎并不仅仅存在于今天，而且也更存在于昨日。当一个人乃至整个人类走过一段生命的时日之余，总是要驻足停步，沉思默想，思来想去，瞻前顾后而不可为所欲为，因为只有敬畏，才能让我们从古人留下来的经典那里，汲取到其固有的精神智慧；而现代与后现代的狂妄和解构，只能使它们肢解成一块块难以聚合的无谓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