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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和评述汉代以降中国儒学思想发展的，总体(4)

2013-05-17 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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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书社，1982年版），钱逊著《先秦儒学》（辽宁出版社，1990年版），刘泽华著《先秦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及其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李泽厚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走我自己的路》（中国盲文出版社，2002年版）和《本体论/己卯五说》（三联书店，2003年版），陈来著《古代宗教与——思想的根源》（三联书店，1996年版），陈鼓应著《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著《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罗光著《思想史（先秦篇）》（学生书局，1983年版），吴龙辉著《原始儒家考述》（中国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葛兆光著《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刘周堂著《前期儒家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沈文倬《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邹昌林著《中国礼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陈科华著《儒家中庸之道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丁四新著《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刘成纪著《中庸的理想》（北京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董根洪著《儒家中和哲学通论》（齐鲁书社，2001年版），郭沂著《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周桂钿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汤一介主编、胡伟希著《20世纪东渐史——中国本土文化视野下的西方哲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蒋庆著《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三联书店，2003年版），赵明著《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引论》及陈明所著《儒者之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形形色色，林林总总，不胜枚举。而且还大有所谓与时俱进、与日俱增，一发而不可收之势。

其中，在当下一般传统的思想认识视域里，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乃是一部有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而冯友兰先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又乃是一部有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集大成者”。此外，至于侯外庐、杜国庠等主编的一部《中国思想通史》，在上述所有有关的著作之中，则更堪称为“分量最重”、“成就最大”、“影响最广”，并且更堪称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一道重要“里程碑”[34]。事实上，难道真的就是这样一种基本情形么？难道整整一个世纪、一百年来，真的只有这样几部“扛鼎之作”，便无论其他？

然而，在本文看来，至于上述其他诸著，其无疑亦自当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对此，我们固然不可以漠然视之；当然，似乎亦不必因此过于沉迷和拘泥。否则，其结果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不可避免地自缚了手脚而停滞不前，这正有如唐代的大诗人李白，感慨于“眼前有景道不出，崔灏题诗在上头”了。正所谓“学术，天下之公器”。在有关于一般学术思想研究这一具体问题上，在本文看来，其间所应当大力提倡和倡导着的，恐怕永远只是对话、平等的对话而非什么话语霸权；否则，我们又如何可以解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自中国春秋战国以来便自然形成的学术探索方针？如何可以真正面对、有效继承和不断地去延续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列祖列宗以及为他们所长期积淀并最终留给我们的优良文化传统和丰厚思想遗产？当然，话总是要说的，但其中也有个说什么、说多少以及怎么说的问题，尤其不可信口雌黄甚或信口开河，而且也没有人有权利和资格去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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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然而毋庸讳言，在本文看来，从总体上说，上述如此之多的著作，在本质上，似乎却都根本无法说明其他太多的问题——其原因在于，这些著作存在的本身不仅并没能对先秦儒学乃至中国做出最为切近的阐释和说明，而且也没能具体对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给予其足够或者应有的理解与尊重——这大概也就是中国史本身所固有的那种广阔的空间和无穷的魅力之所在吧？于是乎，它总是那么的引人入胜、令人着迷，总是那么的启人心智、发人深思以及总是那么的让人魂牵梦绕、挥之不去，总是那么无比强烈地鞭策和驱使着我们沉浸于深沉的思考、探索和寻觅里，总是那么十分残忍地吮吸、纠葛、裹挟和撕扯着我们的头脑和心灵，对其充满着敬重、敬畏、敬意与好奇……“君问归期未有期”，“此情绵绵无绝期”。这一切的一切，总的看，是很难用具体的语言加以言说的。

在此期间，在有关中国思想史的具体研究方法问题上，亦多有创造性的贡献。其中之最引人注目或云最可称道者，依笔者之所见，又当属张岂之先生在其所著《金老与中国思想史研究（代序）》[35]一文之中，所简明扼要地出的所谓“注意三个结合”：

一是注意文献学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的结合；

二是注意经学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的结合；

三是注意思想史研究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结合。

尽管如此，但同样毋庸讳言的却是，近代以来，先秦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却还是无可挽回地遭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历史厄运：有人对其蓄意诋毁、大张挞伐，有人对其断章取义、挑挑拣拣；而更多的人，则又是对其视而不见、茫然无知。即使是设身于严肃地带的学术界，似乎亦同样弥漫着某种极不健康的非学术氛围：其或因深受“西方中心主义”纷至沓来、层峦叠障般地严重遮蔽，或因将传统与现代简单对立这一因循守旧、冥顽不化的思维模式的历尽沧桑而终不改，今天看来，为数不少的人业已迷茫至深、浮躁至极，庶几已陷入到了西方的话语霸权之中，多已不能很好地运用本所固有的话语系统来讲话，多已不能很好地运用人的正常话语来说话。于是乎，我们看到，他们总是“唯新新是鹜，拾洋人唾余”，实在让人不敢恭维[36]。时至今日，我们看到，人们在摆事实或讲道理之时，如果不能援引几句舶来的洋话，不能征用几个抽象的语辞，那么，他们似乎便已不知到底该如何开口、怎样说话。其中尤为可悲的是，特别是古汉语，其实不过只是古代时人日用交往的普通话；然而时至今日，庶几已成为国族及其国人的一门、一门专业，须借助于当下各种各样的辞书才得以识见，而且有时，即使如此，亦尚不能真正进入到古人的思想情境之内、话语系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