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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和评述汉代以降中国儒学思想发展的，总体(3)

2013-05-17 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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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据于德”者可谓之“伟人”、“依于仁”者可谓之“好人”的话，那么所谓“游于艺”者，大概就可以相应地称之为“坏人”了。至于为什么在此要用“游于艺”而不用“志”、“据”或“依”，何晏《论语集解》对此注曰：“艺，六艺也。不足据依，故曰游”。而“艺”既然已“不足据依”，那么它自然也便更不足于“志”了。至此，在本文看来，当下那些单纯以学问尤其是以为其职业或者谋生手段者，盖不过是“据”于“艺”、“依”于“艺”更“志”于“艺”者矣！但其中的问题却是，学问尤其是哲学并不是什么“艺”，或者说，它并不是什么一般的“艺”，而是所谓“道”，或者说“德”。以“游于艺”之心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之行，到头来，终将是不可得之矣，必将是什么学问也做不出来的而不过只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地混碗饭吃而已矣。

逮至明代，与原典儒学相比，其所谓的“”，从表面上看，似乎全然已沦落到“重体认而轻践履”、“重境界而轻实际”这样一种的东西；而其价值追求，则更似乎已不免于“因蹈空而失落”[24]、因“心学”而失之于“道学”以及于因“内圣”而失之于“外王”；但具体就其思想的核心或者本质而言，则他们却可以说依然固守着本位，未失于本心。其实，有且只有作如是观，我们才能更为真正有效地继承时人所给我们留下的丰厚思想遗产，而却不是什么无谓地重复和再现古往今来人为制造而非自然生成的所谓“古今之争”（Quarrel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Moderns）。直面五千年文明积淀下来的丰厚思想遗产，到底我们又有多少资格可以对其说三道四、指手划脚？还有多少资格可以对其品头论足、挑肥拣瘦甚至于横加指责和批判呢？那么我们最终所凭靠着的到底又是什么？所谓“以吏为师”——那不过只是以往秦王朝的一小段美妙的故事和插曲而已；而且到了后来，秦王朝又怎么样了呢？难道权力的中心与真理的中心，从此以后，便完全可以重叠在一起了吗？甚至于难道一旦掌握了权力，便必然意味着也一定就掌握了真理？话恐怕不能这么说吧，大家毕竟不是张着嘴在那里比谁的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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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纵观有清一代经学，本文认为，当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位明末清初的伟大思想家最为代表；与此同时，我们则更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在其中的伟大思想家顾炎武（1613-1682）身上，聚焦于其专论“齐家治国之理”的那部伟大的代表作品——《日知录》。

这部论著，可以说集中地反映了他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他的学术连着、旨在为政治服务；甚至还可以说，他整个一生的学问从来就不是脱离政治、为学术而学术的[25]。他可以说不是一位寻常的人物，这正如潘耒在《<日知录>序》中所说：“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而是这样一位给其生活的时代乃至今天我们这个时代都留下了多方面深刻影响的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今天的中国是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6]如其所言，其实，顾炎武本人无疑正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间值得我们总结的一个人”[27]。正有如顾氏之所谓“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观其会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语德性而遗问学，均失圣人之旨矣”[28]——如此句句箴言，当属有感而发。这正可谓“疾之甚则思古益笃，思之笃则求之益深”，亦正可谓之高屋建瓴，振聋发聩。于是乎，在本文之时，我们便不能不对顾氏的有关认识和见解，给予足够而深切的认识、理解和同情；与此同时，我们大概亦不能不对他的有关思想和意见，给予特别的驻足、侧目与观照。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如下几位深得先秦儒学真谛的清代有识之士所留以示人的真知灼见和思想话语。诸如阮元之所谓：“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礼也”[29]；又如唐晏之所谓：“古之治天下者，无所谓法也，礼而已矣”[30]以及曾文正公之所谓：“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31]；凌廷堪之所谓：“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礼之外，别无所谓学也”，“不必舍此而别求新说也”以，及“圣人之道所以万世不易者，此也”[32]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其中，又尤以凌氏这位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堪称“一代之礼宗”、配享“为唐宋以来儒者所未有”之盛名、独得“有非近代通儒所能及者”之美誉。在这里，与其说是上述几位清儒在评儒论礼、空发思古之幽情，倒不如说是他们在总括圣人之旨、概言中庸之道——这是因为，所谓“礼者”，正如前人之所述，与所谓“仁”、“义”、“乐”等等的思想理念一样，皆“道之具也”。这正有如《荀子•天论》中之所云：“礼者，表也”；而庞朴先生，则在其所著《辩证法研究》中也说：“礼就是中的化身”。总之，还是有如上面我们所曾反复征引过的这样几句话：“中即道也”，“中正无邪，礼之质也”，以及“行修言道，礼之质也”——无论对此作何解释，其中的道理都是在那些经典著作明摆着的。而这一切的一切，只有“好学深思”，才能够“心知其意”；也只有怀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带着对当下现代性以及所谓“后现代”问题意识，才能从根本上给予必要的观照。;

五;

近现代乃至当代儒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其间，从不同视角开展的有关研究工作及其所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如今已不胜其览，更无法一一作评；而且单是二十世纪、这一百年间的研究中之涉及此方面内容者，便足已令人眼花瞭乱、目不暇接，其过多过滥，可谓史无前例。于是乎，一时间，我们便真的不知，到底又应该从何说起。我们看得过来这些部花里胡哨的书么？

据我们大致了解和初步，仅1990年代上半期，即出版有关学术专著200余部；至于其间发表的有关学术论文，其数量之多，已很难有一个精确的统计。其中，有关于先秦儒家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不乏其书，具体涉及其中庸之道问题的研究亦不乏其文。例如，仅于上个世纪末被结集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33]一书，就收录有此方面的学术论文达34篇之多——其中包括上世纪前半期的学术名家、后半期乃至当代的著名学者以及时至今日仍活跃于学林中的青年才俊之有独创见解的研究成果而且其中的每一篇东西又是那么的启人心智、发人深思，让人受益匪浅——尤其是其中几篇老先生们的文章，谈得好，叫得准。

但就其中有关论著本身而言，近代以来，依笔者之所见，择其要者，则大致应有：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书智书局，1929年版），胡适著《史大纲（上）》（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杨荣国著《中国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吕振羽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三联书店，1956年版），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侯外庐等主编《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萧公权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蔡尚思著《孔子思想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任继愈著《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杨向奎著《宗周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赵俪生著《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金景芳著《<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及其与吕绍纲合著《周易集解》（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张岂之著《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0年版）和《中国儒学思想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童书业著《先秦七子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