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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尚书;华语史诗;考古;经学 一、神话(2)

2013-06-09 01:00
导读:彼脚铃又宜系腰间或手腕,执铃可能因之而后有。如医者源于巫,史载李时珍之父走方,称“铃医”。又旁徵观音手印有执铃等等。而今布达拉宫喇嘛依旧

  彼脚铃又宜系腰间或手腕,执铃可能因之而后有。如医者源于巫,史载李时珍之父走方,称“铃医”。又旁徵观音手印有执铃等等。而今布达拉宫喇嘛依旧执铃,振声悦耳。木、铎关合,虽可集为一辞,然仍分指两物,如《周礼·天官》简言《胤征》所叙而谓“徇以木铎”。但后人望文生义,解释“木铎”无准,有牵强作“木铃”或“铜铃木舌”讲,得无违其物理、功用乎。《周礼·大司马》:“群司马振铎”,晋傅玄《铎舞歌诗》:“振铎鸣金”,皆非木舌;上文医铃、喇嘛铃,亦皆铜铃。而《胤征》之木、铎断开,四言诗句亦于是成立。诗体既立,史诗坐实,往来关照,则《胤征》其言可据。(该篇又涉羲和,与《尧典》重名,向遭非议。实则权姓,前文已以此解难。既非分封而得,亦不“五世而斩”,权姓赖其族之强势存而存焉。)

  《胤征》古文有今文无,乃追记胤侯征羲和。参吕祖谦:“因《胤征》,可以考官名法度人物军族之事。”如次节选其赋体备览。

   原文        意译

  告于众曰     胤侯率军誓师
  嗟予有众     啊你等众将士
  圣有谟训     圣祖谋略训戒
  明征定保     明示武备安邦
  先王克谨     先王恭敬圣灵
  天戒臣人     臣工敬戒天命
  克有常规     天下遵循常规
  百官修辅     百官修职辅主

  厥后惟明明    王君明宣明德
  每岁孟春     春暖传诗布政
  遒人以木     遒执权杖巡方
  铎徇于路     振铃摄听沿途
  官师相规     王官方酋赋诵相劝
  工执艺事以谏   劳工比事风歌以谏
  其或不恭     臣民若不守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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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邦有常刑     对治方国有律

  而《大雅·常武》记周宣王率师伐徐,兹亦节录以供比照,可见《书》、《诗》之主题、题材、体裁有类似。然二者毕竟功用不等,故由大局看,《书》质实,《诗》多文采修辞。且《胤征》短小于《常武》,则毕竟前者去鸿蒙之世未远,味之事简言赅。

   原文        意译

  赫赫明明     宣王盛赫明德
  王命卿士     率众卿贵誓师
  南仲大祖     祖庙南仲誓命
  太师皇父     王师皇父在上
  整我六师     整列我军六师
  以修我戎     修饬军戎武备
  既敬既戒     恭敬兼且肃戒
  惠此南国     仁政将惠南国

  王谓尹氏     王诏告尹吉甫
  命程伯休父    传令程伯休父
  左右陈行     士兵左右列阵
  戒我师旅     训戒我军遵纪
  率彼淮浦     行军沿进淮岸
  省此徐土     细察徐国实情
  不留不处     不留患不扰民
  三事就绪     任卿贵三事毕

  《左传》有及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孔序》说九丘:“九州之聚”,当相关遒人采歌播诗。遒,巡方之史官,由酋、巫转职者也。舜禹以来,史宦有“遒”,相袭其业,一贯“言志”。度巫宦奉祖事神、持杖执礼、施教乐诗而署于寺;汉之九卿又谓九寺,想即衍自先制。而商周之“寺”,等义于“持”、“诗”,犹当系此。遒既归于政教,又自主采编演史。成王剪桐封弟故事,史官以“天子无戏言”制王,便窥史家职权。《商书》中神权最高位者称“太师”,方国巫长则称“师长”。太师掌诗、乐,并诤言进王,“筝”因此得名。嵇康琴曲《太师筝》缘此。遒人播史远邦,俾朝野暨宗室、方国俱得诗承,如后来《诗》之有鲁颂、商颂,乃见诸侯不妨别有遗存。亦于是华语史诗之见遗《尚书》者,缘相关采编制度及后来孔子辑修,尤以纪实、明理、简练为特徵。因有别于其他类型,余遂以“圣贤史诗”特称之。参观《汉书》:“古之王者,世有史官”。

  《书》有典谟誓训命诰,示其题材多样。比见草原史诗及神教史诗,二者之内容几乎无所不包,则《书》显然偏重于政教。而如《吕刑》之通告律条,又与印度大史诗之杂陈法律有似。《吕刑》四言殊工,宜传天下,可见体用相称。西周之《吕刑》出《周书》,至东周而散文成熟,《春秋》作而史诗亡,便再无此例。然若草原史诗,延世不绝其说唱,创世神话也便改作诗传,后世之人情物事更见层累叠加,其宏编巨制自不待言,但杂糅新旧,先古实情难免便化于演绎虚构。比较而言,华语史诗初诞未久,已由自发之集体创作进而为高度自觉、专精之行为,并借以传道、辅政。

  圣贤史诗之高度理性、纪实尤关周官,其主题遂归之于王道:本诸民、立于仁、战于义,诚可读如正史、信史。而往古口传之占卜玄说之辞,有遭分离,或为《易》所结构。而《周礼》原亦沿袭古训祖喻,但因礼数之亟趋繁缛,渐淹古典,唯依稀可辨痕迹尔耳。又如《商颂》之类被别归于《诗》,至于《国风》吟诵战争者,原亦不外史诗之佳篇。若以“大史诗”相衡,凡典、丘口传等,大可汇归之也。故曰“圣贤史诗”为专称,乃类属于广义之“华语史诗”。唯华语史诗之主体遗存,则非《尚书》莫属,后文犹有及此。

三、初民无文,思想别有载体;史诗曾借刻木传梗概,《书序》见其遗

  先古史所以得传,功在巫唱史诗,凭乐诗程式,框格事象细节,而诵记恒传,而免短缺更易,尔后歌诗或演为赋诵,然俱入礼乐。但古之学者曾未晓此理,或以为文籍早有,如《孔序》有谓,“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此固误解,相传之伏羲“书契”,当为图符刻划,能用于纪事,但不由生“文籍”,后文有详。别者如《公羊传·僖公廿九年》:“三皇设言民不违,五帝画像世顺机”,及《白虎通·五刑》:“传曰三皇无文,五帝画像”云云,则近是。

  意外乃近人尝机械接受西学实证论而一概疑古,虚无生王,遂于史诗传唱,政教设言,便无意识。而《书》尤遭非议。至如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指“汉学”之经书出刘歆为王莽伪造;复言孔子为“改制”已然编造六经云云,更近世今文经学之疑古奇论,唯彼说已可复瓿噫。

  俟学者知晓殷商产生甲骨文,又仍有否认此前之《虞夏书》,有谓该《书》乃战国人“净化”往古神话所得,亦不顾及其事原可凭诗传又转载册而存。

  其实刻木结绳得未早废,且曾辅助诗史之承传,及文字之产生。事则由来邈矣,比如今之少数族人说其传统服饰,往往指某图纹表某意,返推则原始民之纹身亦然指意。而契甲之“文”,象形纹身,证尤确凿。至彩陶盛起,纹身图符随即移借于陶绘,后者且与纹身比附、互进,至于图符益饶。后此有喻创字之际,古贤以“近取诸身”说字形,余意亦指纹身者是。彩陶硕型,供用群居,其后又有细泥灰陶、黑陶、白陶等呈小器型,用适家居。而该等古陶有具义符刻划者,其迹尤属符记华文之原始。此以大汶口文化所出东夷陶契者数最,西北柳湾遗址者亦显。当时之“刻木”应类此,但木质腐朽不得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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