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尚书；华语史诗；考古；经学 一、神话(4)

　　殷契进而用为金文，而该类文字随后确曾用于简牍书记，“龟策”是其谓。又《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事属商末。方策者，木版竹条耳，类简牍。更见《周书·多士》载周公训教殷廷遗士、解散巫职，然认可殷人“有册有典”。

　　想当然商之册典曾记录此前口传文化之主要，乃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是其概称也。《孔序》言此乃“上世帝王遗书”，又说八卦相关八索。然则推文王演《易》取材八索，是亦有据。《易》之卦辞、爻句往往见世训、哲谚，四言隽秀，显见出口传史料，复知演《易》犹据史（古文经学主经即史）。此后周公制礼（古文经学主周公制礼），取资殷册，其口传遗迹则见诸仪礼之呼号等。又如《周礼》之职官详制，其泉涓便可溯《虞书》“舜官九职”。夫《书》与他经，都有真伪辩，而《书》荣俱荣，《书》损俱损。谓孔子祖述尧舜，若尧舜不立，于孔学何；微孔子，于中华何。五经，古文之后学荣之，今文之后学或损之。但古文经学衰久矣，余则持史诗说欲扬之。

　　甲骨文辞乃转由约定之言辞，此际于是遗迷离于后人。事之曲折如“典”字。《说文》释“典”为“大册”，盖会意结字，拆字还原也。但《虞夏书》数数涉“典”，先贤却绝不作“册”解，赖师传不辍也。如《尧典》之典，宜作“敬颂正传”讲，又《舜典》中“典刑”，古文家从《尔雅》解如“常刑”，或各家有作“定刑”、“正刑”；又其“典乐”之“典”，也宜作“正定”读。由推“典”之语辞原具正定敬重义，因其相关之事率先载册，故造字象“典”以会意。其志则通“奠”，大酋也，乃典礼正颂相系者。故推该言辞先行契文如“奠”，又因册籍出，奠字挪写而有典，古文之典有加草头者，字形更似奠。“典”之所承，“奠”之所延，一于正敬；而《虞书》凡遇典字若替换以奠，则庶无不可辗引通释。奠定、典正遂见等义于礼乐。“典”尔后申义作“大册重典”。乃非典册既有，再反推编造典事，所谓“颠倒拉拢”者也。

　　然乱序说起非无由，唯其未辨形表之逆反，并不见得内质便既失正。显例还如史诗“时语替换古语”之经历。上述言、文接交之事则类似之。如《虞书》有“玄德升闻”句，学者往往推句乃受老子影响尔后有。或然。而《书》之整编也恰在春秋之晚。史诗之口传，或口、文并传，其过程都难免发生后代将时语替换先前语；既便文籍历代，也不免此况。皆非伪撰之证也，文化传播惯常耳。故凡《书》见称谓或出入先情，便可能因此。

　　游牧史诗传唱至今者，竟有将现代事现时语代入，是所谓“活的史诗”。如彼之今古事层累，今古语交错，但蒙茫其古往矣。《书》之“圣贤诗史”则不然，其编制程序既保证元本之纪实、理性，复后来之编修、定型，虽或代入时语，犹用心谨严，不致损义失真稍多。故似乎“名物制度提前”，但此“倒序”表象，反为史诗发展之证验。其真义既无疑，故也无须“降低年代去读”。

　　因言语、语文及古语、时语之迭迷，而有以乱序疑《虞夏书》，复有因《商书》之王道错综神道，而指思想进程倒错以证其伪者，皆今《书》学之公案也，下文请续之说。

五、《商书》之王道错综神道缘其史实，宜心解而不便“物议”

　　甲骨文因神祀而盛，又可滥泛以致“不问苍生问鬼神”。愚见淫祀可能发生于晚商，即于卜算失其智解，以至异礼乱序，政道歧向。视现存之《商书》及相关考古发现，商代虽曾历乱政，但其人未必每惑于爻术，王、巫盖亦分治，实情并不全等于甲骨卜辞所示，否则商祚难延矣。参观王应麟《困学纪闻》引宋儒：“《仲虺》之诰，仁之始也，《汤诰》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诚之始也，《说命》言学之始也。”诸篇皆见于《商书》。据《殷本纪》，商政崇汤，民为邦本，而几度兴衰，诸侯聚离。自殷晚帝甲则颓势不挽，治坏矣。推王权衰时，“邦伯师长”离心，孤王往往繁剧祭礼以仗神势，而淫祀由起。

　　淫祀耗资无穷，牲戮无祘，因致人民散逸，社稷夭亡。中外古史，类此者多许，三星堆古蜀文化湮消亦称显例。管仲仍以聚民固本论王业首要，可知其义深远。而若良绪、红山之艺造文明尝较仰韶者早熟，但难继；从遗迹看，二者出土巫具便多（玉器巫用）。而河域文明缘其早期理性，聚民延祀，至有黄帝盛世，后来而居上，其义理则晓白于《虞夏书》。唯此华夏民本、中庸、合和之道，从此历世不磨，并同化他族。今有“轴心时代”说，并列孔子、古希腊、释氏云，实则华夏之人文初潮早于该时远甚，并其过程著于累积、验证、“止于至善”。

　　族团文明亡绝也难，唯其载体之人群，聚散迁徙，是往往矣。良渚、红山文化因素，故遂渗入中原。然殷人后来又退化，改行神道，实则曲解天命。殷廷之大肆制玉，事类良渚、红山；玉献并重神祀，其竭耗民力，想而知焉。《逸周书·世俘解》载言，周人俘商玉过亿数。对应《周书》传训“不贵异物贱用物”，所谓殷鉴不远者。

　　文明诸要素不唯单向、同步进化，其间曲折固复杂难表，疑《书》者或有神道、王道倒序一指，余则谓得仁则王道，迷失则神道；而王道亦非无神论，正解神喻而已。得失错综，看似颠倒，是则未是。此所以孟子“求放心”也，得而失之，失而复求。人类社会进展非仅关乎物，更系乎人心。技术辄进化，人事则进退无论；社会形态是以有时呈退化，乃非倒序。季殷盛于契文，技术文明固大进，但王道不必同步而前。若因之指《尚书》违背思想进化程序，则似误解唯物史观而失之机械耳。别如古西亚赫梯人首创冶铁，却因其族盟空乏一统之信仰，于是败战解体，冶铁术则传播地中海沿岸。此又“心”与“物”之“负相关”一例。

　　欲难伪《书》说，以上泛泛而王道、神道相对论，然远未尽其事。商代史载缺焉，但经由残遗之《商书》等，究以常理，衔接证链，得其治道之概然仍可。以下顺《商书》篇序逐一说以内情，由见商政貎似错乱，实则不脱古轨，且今、古篇亦不冰炭相违，是皆无可疑也。

　　《汤誓》。成汤伐桀，谓“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致天之罰”，是高标己之王道等若天道，自明替天行道。

　　《仲虺之诰》，古文有今文无。谓“兹率厥典，奉若天命”，“典”仍作“正法”讲，先圣所遗也。先圣即神，制法合于天命，此天道、神道、王道一致之态。谓“表正万邦”，乃成汤初立，慎待邦国，仅敢言表率而已，尤合实情。谓“夏王有罪，矫诬上天”，则指夏桀假神道而贩私，其实背离天命。辩证天道，以正视听，活脱新主行状。俟王权稍固，仲虺复劝汤王对邦国用权，以扬善抑恶：“推亡固存，邦乃其昌”，行王道之实也。转进青铜时代，行政效率提高，部族之“万邦”随趋合并，商政应彼当务之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