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尚书；华语史诗；考古；经学 一、神话(6)

　　朱子辨《尚书》诸篇分难读、易读，后儒是以有认《盘庚》为真实，而疑易读之古文诸篇为伪，却忽略朱子辨其因由：“如后世朝廷词臣所为者”语。按先古遒臣为传史，正欲诗体易读；而盘篇为实录王言，借用卜辞经验，以散文出之，新体也，反不如赋诗之通暢，故读而难顺。然则典谟之叙史跨年，相比《盘》体之录一时之语，前者类诗，后者类文，不亦朱学之一大验乎。如《殷本纪》并《书序》辄载汤、伊尹、成王、巫咸等俱曾作诰誓训等。但不定亲作，抑托于臣工者。又古文《尚书》诸篇，易读者居多，该类构体便往往具史遒采编特征：择多诗联而一赋，不亦又与朱说“追记”相合。而疑《书》者每言古文篇出晋人“湊泊”，恐又涉“采编”之误会也。加之章节或有丢失残损，遗册遂时显支离，犹添疑惑。

　　周诰有以册书实载王言，拗口更尔。但非因思想剧变，乃体裁生疏耳。散文初起，曾无规范，遂后人读去，艰涩碍于句逗。西周后期，册牍、篆籀一并为大乘之具，载文用行。证见《周书·洛诰》：“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又《周书·顾命》：“太史秉书，由宾阶隮，御王册命。”如此《书》有实录篇写为散文，即相传之周诰难读也。

　　依文化人类学常律，散文出现在诗诵之后，由见《盘庚》为散文之蛹芽，尚遗诗迹些许；当时恐册写曾未，实录之法，契符兼而口诵而已。而周诰略得散文雏形，但文法稍逊，有似金铭之辞。可晓周诰虽违诗统，却反为《尚书》史诗说之力证：进化之必由。

　　然而还可追深一问，《尚书》今文篇中也有追记与实录之分，何以朱子又屡言今文篇俱难读，古文篇都易解？此犹伪《书》者发难之端也。余以史诗说解之则易：但须将今文追记诸篇还原作诗体，如前文《尧典》之例，岂不一概易读如故。此中关捩，乃在古文、今文两家之章句差异。然则更可进一难：何以《孔传》也仍有此难、易两读？曰：孔安国受伏生学在先也，发现古文册在后，传今文篇时尤尊师说也。且今文已立为官学，又且安国受武帝命传《书》，须顾大局，不能尽由己意也。是以壁中《书》与今文重复之诸篇，句读大致从伏生。事还牵连《书》学之延传及官学、私教、巫统之别情，则将详于后文。

七、历经商典放散、周官下移，《书》册虽版别错落但也非疑柄

　　鼎革之际，金铭辄遭销鎔，殷商册典之学则两途分殊，一转西周官学，另则野逸，蛰存私学与巫流。盖殷士放散复为方巫，无禄而食于其术于民间焉。《语类》略同此心：“大抵成周时于王都建学，尽收得上世许多遗书，故其时人得以观览而剽闻其议论。当时诸国想亦有书”云。度诸国之“书”，或分自宗周，又或袭由殷商放士。《周书·多士》：“唯听用德”、“移尔遐逖”云云，因知周廷尚德，据民意视天命，按文王《易》解卦，执周公所制礼，乃得商学精要而提升之，故不能俱留殷廷方士，而加遣散，商学固随其往矣。其人则主阴阳卜筮、据典坟。合观《周书·多方》。

　　如《纪年》出战国魏地，晋之方国遗学也，其字古异，其学显然接旧轨。还如《左传》：“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犹涉商之遗档。能读者，难能罕有也，当言楚史识殷字。楚方盛于巫，其国史《梼杌》以神怪名，《庄子》尚言楚人龟卜，屈子《天问》则于神怪疑惑。《楚世家》言成王封文王近臣后裔熊泽于楚蛮，则楚国之学有自正统，并蓄方邦巫学，是可推知。其学亦当影响后之江东之学，楚名士尝颇趋吴越，范蠡、文种乃先例。该事之约略涉晚《书》来历，则待见后文。

　　向言周礼因革商礼，其学术也不外此情：周之王官既整理，编选前朝史，且自《金縢》“史乃册”，本朝史之载籍更正规。故疑古者或言《尚书》前半部无稽，自《周书》始可信。实则因后半部之明确、少缺，较胜于前编。然就内质言，如《周书》之天命观、共主论，诚蝉蜕于《虞夏书》，又嬗递于《春秋》，并不独以“真”存，乃谓帝道交接王道也。而周官之采诗播史布政则仍依旧制，故官学与巫逸方学互补亦然。官学辄载籍，巫统则兼凭口传。后文有及古文《尚书》尤近口传诗体，乃关联晚《书》之取补于巫统，约与纬学补经相当。

　　春秋而下位僭越，礼乐趋坏。吕思勉概东周之纷乱：“春秋以降，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盖时局再变，遂西周官学又复下移。史册流散，学者传抄，统称作“书”，《书纬》道尚余三千篇有多。参《汇纂》：“林之奇曰：孔子之前，书之多寡不可得而见，《书纬》云孔子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为《尚书》，断远取近，定其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唯三千遗篇之“书”之文字，当换作该时之篆籀。《说文》“著于竹帛谓之书”。比看《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乃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

　　上述殷册之传遗周廷，并且逸散社会；及西周官学又复下移，两番变局，影响《书》学盖多面。如相关古文《书》之奇字，及诸本之异辞等等，虽此不过枝节；而尤及古文《书》与诸经之重义，与诸子之叠言，则根本也，晚《书》之动摇因此。兹分别解释于下文，乃见史诗说悉脱《书》难。

　　依前述，殷人始有册典，则知史诗之首次整理选载，经由殷宦。而比较遗世之商、周金文，见其字形在演化中；想必该时册典之字，一则由宜刻录进而向宜书写，二则彼商典与此周册之书体固不能契符一致。而两种册书都曾逸散，遂都埋伏笔于后世。复殷廷官册，文字当自成规矩，但俟其放散，其传抄者，应有趋共其方国文字。又待西周官学下移，情况复类前，诸国书未同文仍然也。于是世遗之《书》，诸本之文，遂生朝野之别版、家数之参差，而百家之征援亦遂见同异。至若孔壁“蝌蚪文”，可能出周官正统，即类《说文·序》所及之“史籀”。儒家便延用为典籍书体，应近于金文古籀：笔势见顿笃、波折与垂针，状似蝌蚪。旁参楚人有“鸟篆”。自汉而古文《书》出孔壁，孔安国理为“隶古定”（想即关系班固所谓“中古文”者），又曾零散现于野，又经江东之流传、集理。于是见今、古诸本文字有差异，并古文本中间见奇字，其成因原关上述经历，实不足伪疑矣。后如清代碑学家搜得历代各地之怪异体，仍见不可思议处。加之《书》尝不废口传，学派各自约于方言；后来辑修，口、文相传，也必互见错落。凡此而参《方言》，其理尤遂晓白：先秦文字，形声结体，辄从乡音，诸国名物，异声别字比比焉。而通假流行，益遗迷猜。如“典”字，古文有异体加竹头或草头，又何足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