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尚书；华语史诗；考古；经学 一、神话(7)

　　《艺文志》载刘向以中古文本对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今文，言今文本“《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廿五字者，脱亦廿五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又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过今文：“因陋就寡”，“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未师而非往古”云云。可见古文经学于诸本异同，取法考证修订，俾臻完善；今文却“抱残守缺（刘歆语）”，甚尔依势强辞，抑官学之不免如是。汉代之古文《书》及今文三家诸本后虽尝散佚，但借相关史话揣度其学统概貎仍无妨。

　　至明清，今文诸学者以晚《书》诸篇与诸经及诸子之言有重而诟病之，几令古文废，则大义所系，更不可不辩；既辩，说以史诗唯力。而上述错文异字之枝节，亦曾牵动此主干。

八、王学两度下放，《书》已然学术公器，故其相重于诸经、诸子势在必然

　　伪《书》说尤以重言为据攻《孔传》，指其古文篇章每见与儒家他经及先秦子学重义叠言，而判作拾缀辑联。然余持史诗说，则彼互文等义乃出当然：口传之坟典索丘既挪册典，又经商学放逸、周官下移，《书》已然学畀公器，各家是故无不徵援；更且“经即史”，诸经又怎须臾离《书》。

　　儒学源出西周史官，古文经学谓六经皆史，则经之滥觞于史、治法得自教训，是其要义。儒家诸经不免远袭册典，近取竹帛，故与《书》辄互见。《礼》《春秋》如是，若《周书·洪范》亦所以与《易》通髓，而见阴阳五行之体用大端。盖文王演《易》有资商册，是以《易》与《书》同其远祖；初合体，既分，又互用。参见《汇纂》引薛瑄：“《洪范》篇造化气数天理人事，皆具《易》之《书》也。”《易》又自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古今盛衰之忧也，《诰》《训》言之切。

　　六经渊源先册，且无疑前孔子而存。参《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聘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治学久然后删修也。夫子犹自白：“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研习，神会，择要转述先籍而已矣。是故诸经与《书》重言，尤不必疑焉。如《春秋》，为史而绍《书》之志，虽数六经之晚成，曾亦先载于孔子。至若《左传》益《春秋》之事，《谷梁》《公羊》阐《春秋》之义，犹涉《书》而言，或援引及《书》，所据当大致为夫子既修之《书》。类似者如《孟子》、《苟子》，则缘其家数门派；但诸子他家未必，而两可。

　　综上所述，先秦儒典与《书》或者交神，或者互辞，事在当然，而今文、古文皆然。更见《汇纂》引陈第：“《左》、《国》、《礼记》诸书称引二十五篇（指今文《尚书》）彬彬俱在，今谓作古文者采缀为之，是倒置本末而以枝叶作根干矣。”辩甚聪明。阎氏《疏证》者流，假设前提谓古文《尚书》“剥拾”先秦，而将其文对照诸经、诸子，凡见同异，无不用以证伪，纵推说繁密，终难脱枝叶之讥也。

　　较之先秦子学，“书”固亦先存；诸子习“书”而相熏，因于各自著述每见《书》义。《史记》：“《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见于他说”，有道实情。又参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孔子以前，春秋时代，贤人大多读诗、书，在《左传》上可看到。”再观《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此又孔学未泛时之事。贤者修学、教化而外，习诗书以干人主取爵禄者也不少乏，或以王公、霸主僭越礼制、诗书祝赞。观《荀子》：“父子相传，以待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并太史公言商鞅说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事则无非尧舜禹汤文武，典坟以降。

　　诸子学问，无不染“书”，所以孔子之《书》不免与诸子重义迭辞，何颠倒说《书》剽诸子耶。犹如《大禹谟》“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原不待后儒充之以道家思想而得。不争，与疏导不堵旨归一揆，老庄遥师禹智显然大可。同理，该篇人心道心十六字训，原本通晓，儒、道、苟诸家各自引述申发，遂精微深邃有加。若黄宗羲《疏证》讲此：“圣人之言，不在文词而在义理。……如《大禹谟》人心道心之言，此岂三代以下可伪为者哉。”其不拘于辞而以义断，学风高标。史诗传代，各家取用，通义比辞固然，其辞或经后来润色，互见参差，未必不然；而诸子援引有存原态，亦在可然也。凡此之况，《书》之考据可资，又怎可妄断而加伪说。

　　大体而言，史诗转商册、移周官，并且逸放；而周官再散诸子。而如太炎“九流皆出王官”，所言不过链递之后环耳，犹未尽其然。如东周之阴阳术数方技者流，不必尽出周官，却有兼承殷余逸学、巫流之处，唯其根源仍在商册。以此言之，则学术主流在官、在儒，而逸、巫、子学为支派，唯后者本自典坟，犹接旧统、存真言。此节攸关《书经》真伪有多，请再进说。

　　《周书》载篇尝亟虑殷之遗士为患，然则侧窥商学乃非周官所能包笼；先于周官之学下移，商之册典已然矣。但其学不显，或隐于方巫，或一脉私援，姑且谓之“逸学”。该派有擅阴阳，因商士既脱离政治，便愈用力于玄思；若弄蛊惑者，则流品已下。如战国阴阳家所沿袭，乃可推由周官兼而巫逸。较之别派，阴阳家似与治道少干系，也无所谓经史教训；唯其学承渊远，崇古守旧，故考稽宜鉴之。中有高士，尤尚承帝道宏辞，洵非拘泥之辈可同日语矣。

　　《汉志》：“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援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其义达哉。方术小巫易犯拘泥，乃逸学之流歧。唯阴阳学渊源致远，故其说相杂旧闻，诚有间可补《书》者，后文犹言此。尚如齐之邹衍，《史记》叙其言：“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果然近是。后学疑《禹贡》，尤诟历其九州，以为战国始具此念。然由邹言当知战国人已困学于先典，衍之大小九州相对论，适为解惑。

　　并参《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此言九州庶与天地并宽。而《淮南子·地形》：“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并土，西南戎州曰滔土……”云云，该小九州也与《禹贡》相径庭。言袭万邦之代，辞义参差有如是，后之学但考稽是宜耳。

　　《书》者代远事古，诗传口诵尔后载册。其教沃泽诸经，其学溉润百家。换言之，《书》乃元初之学，曾为百家共尊，其义是故宣于他经、诸子。如是则谈何古文《尚书》拼缀他著。如章太炎“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之说也精，孔子修《书》不外守要之典，更以《孔传》之集要、精旨、联贯，可证其正宗本自。参《庄存与神道碑铭》载庄氏吁清廷不废古文：“《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太甲》废，俭德永固之训坠矣；《仲虺之诰》废，谓人莫己若之诫亡矣；《说命》废，股肱良臣启沃之谊丧矣；《旅獒》废，不宝异物贱用物之诫亡矣；《冏命》废，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失矣。”言皆祖训史教，《书》之原本。又以《孔传》之大局、细节俱相契先古实况，而见古文经学曾考稽九流以补益儒典，尝有优胜于今文经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