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水浒》学毕业论文(3)
2014-08-01 02:10
导读：《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５年影印，１─１００册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影印，１─３２册 《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
《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５年影印，１─１００册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影印，１─３２册
《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上、中、下册
《水浒全传》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上、中、下册
以上不同版本的《水浒》，后来一直放在他的书房里。其中李贽作序的《明容与堂刻水浒传》（线装大字本１─２０册）和金圣叹评点过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是使用频率最高的版本。１９７５年８月，他发动“评水浒”运动之后，还指名要看“李本”。
与战争年代一样，建国以后的毛泽东需要《水浒》，同样因为它能够为他的“内部整合”、“反修防修”和“继续革命”提供经验。
譬如，毛泽东从《水浒》学到了要警惕“腐败”，以及如何处理共产党队伍中的“山头主义”的。据薄一波回忆：
“我就听过毛泽东同志介绍说：《水浒》要当作一部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兵。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他从这里引伸出我们领导革命也要从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回忆片断》，《人民日报》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２６日）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谈到犯错误的干部时，毛泽东说：“我想只有两条：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我们不要当《阿Ｑ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Ｑ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毛泽东选集》第５卷，第２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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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的晚年，《水浒》更是他意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维拐杖。在林彪事件、陈毅逝世等“重大事件”前后，《水浒》都是他不可缺少的朋友。在谈到“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个话题时，毛泽东再次谈到了“三打祝家庄”：
“《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祝家庄便欢迎得很，……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的。的三打祝家庄，外国的新木马计，都是这样。单单采取合法斗争这一形式就不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打、二打，为什么打不进去，《水浒传》的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１６１─１６２页）
──这些，都是毛泽东自居“造反者”继承人，从他的先辈那里吸取教训的“铁证”。
但是，论证并没有完结，因为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反证”：毛泽东不仅喜欢看《水浒》，谈《水浒》，而且同时也喜欢看《三国》、《红楼》、《孙子兵法》，借用其经验和文学形象进行比喻的例子也不在少数。更何况，一部优秀文学作品，各阶层的读者均有，喜爱者未必都是“造反者”。
敏锐的读者在上文的叙述中或许也找到了反证：当时，陈毅和毛泽东每打下一座地主庄园就要找书看，说明《水浒》不仅造反的农民领袖爱看，革命的“对象”也爱看。那个小警卫员只知“水壶”，不知《水浒》，说明贫穷人家的孩子能读到《水浒》的并不多。
的确，仅仅从传播和收藏来看，并不能说明毛泽东的本质。
《水浒》传播的各种动力
根据文学史资料，我们知道，民间流传的“水浒”最早的小说蓝本是《大宋宣和遗事》。从这个“蓝本”到明洪武初年初具今日规模的“罗本”（罗贯中的一百回本），前后历经二百五十年。明代嘉靖时，郭武定（武定侯，郭勋）“重刻其书”，形成了后来人们所说的“郭本”。由于“郭本”删去了“罗本”各卷之首的“致语”，加之此后一段时间民间“村学究”五花八门的抄本大乱于世，不仅对原本有所“损益”，而且附会了不少“赭豹之文”、“画蛇之足”，所以，为了正本清源，汪道昆决定再次“重刻”（元·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卷首，明万历十七年原刻，清康熙五年石渠阁补修本），形成人们今日所说“汪本”。而且事情也远没有到此为止，明代万历三十八年，李贽又按照“汪本”重刻《水浒》，在原书名前冠以“忠义”的称号，形成“李本”；万历四十五年杨定见在继承李卓吾版本的基础上，又把“罗本”的一百回加以扩充，奠定了今日一百二十回版本的基础；到了清代，金圣叹号称是得了“东都施耐庵”的原本，又把一百二十回腰斩成了七十回本。而且有清一代，只流行这个版本，其他的版本几至湮没。（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１９２９年６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