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水浒》学毕业论文(5)
2014-08-01 02:10
导读：在这些禁令中，咸丰皇帝的《靖奸宄》令提供了毛泽东家乡湖南湘潭的一些背景： “……有人奏湖南衡、永、宝三府，郴、桂两州，以及长沙府之安化、
在这些禁令中，咸丰皇帝的《靖奸宄》令提供了毛泽东家乡湖南湘潭的一些背景：
“……有人奏湖南衡、永、宝三府，郴、桂两州，以及长沙府之安化、湘潭、浏阳等县，教匪充斥，……皆以四川峨眉山会首万云龙为总头目，所居之处有忠义堂名号。其传徒皆用度牒，盖以图记，声气联络，往来各处，皆供给银钱饭食。每月按三六九期赴会，……又据片奏，该匪传教惑人，有《性命圭旨》及《水浒传》两书，湖南各处坊肆皆刊刻售卖，蛊惑愚民，莫此为甚。并着该督抚督饬地方官严行查禁，将书版尽行销毁。”（《大清文宗显皇帝圣训》卷九十。）
曾经当过曾国藩的幕僚，后任江苏、福建巡抚的丁日昌说：“《水浒》、《西厢》等书，……原其着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腻为风流，乡由武豪，借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地方官漠不经心，以致盗案奸情，纷歧迭出。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为表里，近来兵戈浩劫，未始非此等逾闲荡检之说，默酿其殃；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伊于胡底。”（丁日昌《抚吴公牍》卷一《札饬禁毁淫词小说》）
曾国藩的部将胡林翼也说：“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一《抚鄂督书牍。致严渭春方伯》，同治六年刊本）
那个被清顺治皇帝杀头，并在《水浒》传播事业中发挥过最大作用的金圣叹，也认为明代以来的各种《水浒》有“诲盗”之嫌，他尤其批评李贽等把《水浒》冠以“忠义”之名：
“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进之至，不与同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呜呼！忠义而在《水浒》乎哉？忠者，事上之盛节也；义者，使下之大经也。忠以事其上，义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与人之大道也；义者，处己之善物也。忠以与乎人，义以处乎己，则圣贤之徒也。若夫耐庵所云《水浒》也者，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若使忠义而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正因为如此，他要“腰斩”一百二十回《水浒》，把一百零八人被“招安”改为被“斩尽杀绝”，并以“天下太平”四字作结。他所欣赏的，只是《水浒》的文学成就而已。
──既然从阶级趣味和审美意象都不能解释《水浒》传播的奥秘，那么，什么是解开这个之谜的钥匙呢？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上述资料的论列，已经揭示出某种性的现象，那就是《水浒》的走红，绝对有一些历史的机缘。
其一，为上述汪道昆所说，是出于太平盛世的和消闲需要。而这种需要，是以市民的崛起和对消闲文化的需求为基础的。这类需要的特点，从当时流传的“杨志卖刀”、“武松打虎”、“宋江杀惜”、“智取生辰纲”等剧目与故事的性质，也可看出端倪：或叙述王孙遗孤、忠烈后代（柴进为周世宗柴荣后代；关胜为关羽苗裔；杨志为杨令公重孙）的遭遇故事；或搜集民间英雄历险奇闻；或申诉贪官污吏的横暴；或表现“小人物”的命运无常──基本是在不妨害基本制度和统治阶级利益的范围内运行的。
其二，《水浒》的成书在“异族统治”的元代，它的出版和大规模刊刻，则是在有明一代，这个朝代，正是一个靠农民起义建立的朝代。而当明室衰微，新的农民起义再次威胁政权时，当清朝异族统治感觉到《水浒》对聚集汉族民间能量的作用时，他们都毫无例外地采取了“封杀”的措施。产生于明末清初的“金本”，正是适应这种需要出笼的。然而也正是靠了这一“腰斩”，《水浒》得以在有清一代“传薪不绝”。
其三，前面提到的侯会所言，是出于勋戚大僚们挣钱和“博雅”的双重需要。由于其故事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市场，于是推动了它的传播；又由于它的传播，更提高了它作为文学的内在品质；由于其文学品质的增强，更加剧了人们为挣钱而传播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