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水浒》学毕业论文(6)
2014-08-01 02:10
导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水浒》有三大历史价值。与这三大历史价值相对应的，是三类读者和传播者： 第一类：为艺术或消遣的读者和传播者；第二类：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水浒》有三大历史价值。与这三大历史价值相对应的，是三类读者和传播者：
第一类：为艺术或消遣的读者和传播者；第二类：为金钱和名声的读者和传播者；第三类：为道统和政治的读者和传播者。
关于《水浒》的“载道说”
上面说的是把《水浒》作为艺术品和挣钱、博名宝库的情况。那么，把《水浒》作为“载道”工具的情况又如何呢。综而观之，它们的观点大致有如下两大类：
其一，把《水浒》看作一部在变态社会中，传续儒家“道统”的着作。
其二，把《水浒》看作是一部伸扬“民族大义”和“民权主义”的宣言。
其具体言论略展如下：
（１）“载儒道”说
这种观点的代表者，有明代的汪道昆、张凤翼、余象斗、大涤余人等。其贯穿的核心，是儒家“礼失求诸野”的思想。
他们把《水浒》比作孔子的《春秋》、庄子的《盗跖》、司马迁的《史记》，认为它是一部变态社会条件下，寄托作者关于中华文明传统价值“道统”的作品。它的主角虽然被视为一群“盗寇”，但与那些“窃国大盗”相比，他们却是真正的“忠义”之士。汪道昆在万历十七年重刻的《〈水浒传〉序》中赞誉水浒人物说：他们“既蒿目君侧之奸”，又能“审华夷之变”；“虽掠金帛，而不掳子女；惟翦婪墨，而不伐良善。诵义负气，百人一心。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他说：“有世思者，固以正训，亦以权教。如国医然，但能起疾，即乌喙亦可，无须参苓也”。此说显然认为《水浒》是一种治“乱世”的“权宜”教范。作者写此书，好比医生治病，不一定要用贵重的补品。
余象斗在《水浒志传评林》中则说，先儒把“尽心”叫做“忠”，“心制事宜”叫做“义”，他认为，“尽心为国”才是“忠”，“事宜在民”才是“义”。水浒人物在宋代末年，贪官横行、乾纲不振、国失其度、下民咨咨的世道中，能够锄强扶弱，削富济贫，伸冤解囚，可谓“桓文仗义，并轨君子”的事业。他说，如果《春秋》是“史外传心”的重要经典的话，那么《水浒》则是“纪外叙事”的重要作品。（见明万历二十二年双峰堂刻本）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大涤余人在明末重刻的《水浒传》卷首文字《刻〈忠义水浒传〉缘起》中说：“自忠义之说不明，而人文俱乱矣。……识者有忧之。”“故欲世知忠孝节义之事，当由童而习之。”他认为，《水浒》就是生于“乱世”，当“正史不能摄下流”的时候，用“稗说”来“醒通国”的一种深思熟虑的作品。说作者“用俗以易俗，反经为正经”的，用心在于“化血气为德性，转鄙俚为菁华”。（见明末芥子园刻本）
──这派观点的特点，在于他们认为中国古代的道统，是独立于皇权和国家而存在的。它可以在上、在朝，也可以在下、在野：“治世”在上、在朝，“乱世”在下、在野。所以，《水浒》是可以与《春秋》、《史记》比拟的经典作品。
（２）载“民族、民权大义”说
持这一派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明代的李贽、袁无涯、清代的燕南尚生、陈忱，以及严复、夏曾佑、俞万春、梁启超、王钟麒等大批文化名流。他们认为，《水浒》是三大“劫难”──国家倾覆于胡元、社会糜烂于贪腐、人民沦陷于牛马所催生的作品。它不仅寄托了作者的哀恸、知识分子的良心，甚至展示了人民的理想，是一部蕴含了反抗异族统治，光复汉室，伸汉人的人权、建立人民政权愿望的作品。
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叙中说：“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当“宋室不竞，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雀，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之时，“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