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水浒》学毕业论文(8)
2014-08-01 02:10
导读：王钟麒在《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中说：“施氏少负异才，自少迄老，未获一伸其志。痛之黑暗，而政府之专横也，乃以一己之理想，构成此书。……其人
王钟麒在《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中说：“施氏少负异才，自少迄老，未获一伸其志。痛之黑暗，而政府之专横也，乃以一己之理想，构成此书。……其人类皆有非常之材，敢于复大仇，犯大难，独行其志无所于悔。生民以来，未有以百八人组织政府，而人人平等者，有之惟《水浒传》。使耐庵而生于欧、美也，则其人之着作，当与柏拉图、巴枯宁、托尔斯泰、迭盖司诸氏相抗衡。观其平等级，均财产，则社会主义之小说也；其复仇怨，贼污吏，则虚无党之小说也；其一切组织，无不完备，则小说也。”（同上）
毛泽东对《水浒》的定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关于《水浒》的评论，似乎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好一个“杂”字了得！
这显然是由于《水浒》这部书的成书特点引起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水浒》，是一部集宋、元、明、清四代民间传说与文人手笔，集体创作而成的文学作品。
首先，在故事构成上，它具有多样性的来源。根据历代文人雅士的考证，它是借山东宋江３６人起义的外壳，实际综合了有宋一代上下一百多年发生在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淮南、洞庭湖的农民起义故事。正因为它有这样的复杂来源，所以才有我们后来看到的书中明显的地理知识错误、体例矛盾、故事衔接失榫和人物形象分裂的。但也正因为它有这样丰富的来源，它成了凝聚中国古代造反经验的宝库。
其次，在观念赋予上，它反映了历代参与创作者的不同需要。而这些人有皇帝的“御笔”，也有民间的着作家，儒、道、佛、侠，百家参杂，但主要是该时代的知识分子。正因为有这样复杂的源流，几百年来，围绕《水浒》的评论，才会那样地精彩纷呈，人言言殊。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不论人们的分歧有多大，《水浒》作为一部为“造反者”树碑立传的文学巨着，这个定位是没有疑义的。不论是官方的“诲盗说”，金圣叹的“禁盗说”，以及李贽为代表的众多闻人的“载道”说，不过是人们根据自己看问题的立场，对同一事物的不同价值判断罢了。敏锐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古代的所谓“卫道”与“诲盗”，在今天的“唯物史观”看来，恰好是“反动”与“进步”，“诲盗说”与“载道说”都对，因为他们心中的“道”和“盗”，正好是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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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看毛泽东究竟自我定位于什么，只要看他属于《水浒》的哪一类读者。而看他属于哪一类读者，只要看他心中的“道”是什么。
事实证明，毛泽东也和皇帝一样看戏、看
电影，但他看了《清宫秘史》不是感叹帝王生活的不幸，而是认为它在宣扬“卖国主义”；他看了《逼上梁山》并没有发出贵族们通常用以“博雅”的对于百姓的同情，而是看到“被颠倒的被颠倒过来”。他也和胡适们一样喜读金圣叹，但他读到的并非文学的精彩与精致，而是历史的“不真实”。同样，他不喜欢“罗本”并不是因为它狗尾续貂、拼凑嫁接的技法不纯，而是因为它与施耐庵继承的司马迁的传统不同，他具有“帝王正统思想”，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投降了又去打方腊，是继承了“宋儒传统”。
显然，毛泽东并不是“为和消闲”而欣赏《水浒》的，也不是“为金钱和名声”而传播《水浒》的，他是第三类读者──为道统和政治而需要《水浒》。他在这本书里满眼看到的是经验财富，是自我的得力辩护；即使对后人删订的批判，也不离原创的大旨。这个大旨便也是毛泽东心中的“大道”──逼上梁山、造反有理、替天行道、劫富济贫。
如果晚清的那位“佚名”作家活到，他一定会将自己的判断改为：“朱元璋，一《水浒》之产儿也；而毛泽东尤其着者耳。”但他或许不会知道，毛泽东成也《水浒》，败也《水浒》。笔者以后还要谈到，正是他的这个自我定位，酿成了他个人晚年的特殊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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