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水浒》学毕业论文(4)
2014-08-01 02:10
导读：《水浒》为什么能获得如此传播效应？以往的研究者大多把注意力放在书的本身，认为它“精彩”，所以广为传播，而忽略了《水浒》实际上是在传播中，
《水浒》为什么能获得如此传播效应？以往的研究者大多把注意力放在书的本身，认为它“精彩”，所以广为传播，而忽略了《水浒》实际上是在传播中，在获得民间和文化界的广泛参与之后，才变得“精彩”起来的。后来人很少注意到，皇帝的“上有所好”，富商大贾们的大力支持，在一个大众传播手段还很落后的，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推动。
关于这方面的记载，笔者只看到三条文字：
第一，是“天都外臣”汪道昆的记载。他在现今保存的《水浒》最早版本──明万历十七年原刻《序言》中透露，水浒故事的流行，最早是出于“太平皇帝”的嗜好。他说：“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私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盛行，通于朝野。盖虽不经，亦太平乐事，含哺击壤之遗也。其书无虑数百十家，而《水浒传》称为行中第一。”
第二，是侯会的考证。经过对郭勋的身世考订，侯会说：“郭勋是明嘉靖朝的勋戚大僚，他世袭武定侯，后来又爬上公爵高位。在当时的公卿士夫间，他口碑不佳，被视为政治投机的老手。但同时又有‘好文’之名，是有名的赞助人。郭勋府中刊刻的文艺作品，除《忠义水浒传》外，尚有《三国志通俗演义》、《英烈传》及散曲选集《雍熙乐府》，都是纸墨精良、校雠精审的书籍精品；当时即有‘武定善本’之号。可以肯定，郭勋斥资精印大部头的文艺作品，当然不是为市井读者提供娱情悦目的通俗读物；恐怕正是用以迎合士大夫们的一时之好，借以获取‘好文多艺’的令名……”（《水浒源流新证》，华文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４月第一版）
他注意到《水浒》价格实际上决定着这本书的读者群和扩散面的问题。那么，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什么样的人，才买得起这样的书呢？没有直接的资料可以佐证，但有相关的材料可以提供参照：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现藏日本内阁文库的明刊《封神演义》封面上，标有“每部定价纹银二两”字样。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明代米价表载，万历时平均米价为每石七钱二分七，即一部小说的价格可买米两石多。而明代的教授学正，每月俸禄不过支米二石五斗，典史月俸不过三石。（李时人《明刊朱鼎臣西游释厄传考》，原载《明清小说论丛》第三辑，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这就是说，在明万历年间，一部长篇章回小说的价格，相当于一位学正或典史──也就是我们现在“部长”和“中央文史馆馆长”的月薪。
第三，燕南尚生的自述。这位晚清光绪三十四年《水浒传》新刻本的主持人说：“仆自初知人世，即喜观《水浒传》之
戏剧，取其雄武也。八九龄时，喜观《水浒传》，取其公正也。……数年以来，积成批评若干条，不揣冒昧，拟以质诸同好。格于者又数年，今乃借同志之宏力以刷印之。适值予备立宪研究自治之时，即以贡献于新机甫动之中国。”
──由此观之，推动《水浒》传播的重要力量，不论是帝室王家，还是勋戚大僚，抑或是早期抱民主立宪理想“下海经商”者，都是具有相当实力的人物。⊙ 关于《水浒》的“诲盗说”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历史上的帝王、统治阶级和文人雅士都是喜欢《水浒》的呢？回答是否定的。请看：
明崇祯十五年六月严禁《浒传》的命令：“……着地方官设法清察本内，严禁《浒传》，勒石清地，俱如议饬行”；“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板，尽令速行烧毁，不许隐匿；仍勒石山巅，垂为厉禁，清丈其地，归之版籍。”
清乾隆十八年高宗皇帝《厚风俗》的命令：“满洲习俗纯朴，忠义禀乎天性，原不识所谓书籍。自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皇祖圣祖仁皇帝欲俾不识汉文之人，通晓古事，于品行有益，譬将《五经》及《四子》、《通鉴》等书，翻译刊行。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诱以为恶。……似此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洲等习俗之偷，皆由于此。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满洲旧习，所关甚重，不可不严行禁止。……俱着查核严禁，将现有者查出烧毁，再交提督从严查禁，将原板尽行烧毁。如有私自存留者，一经查出，朕惟该管大臣是问。”（《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二百六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