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自己的路——对于迈向２１世纪的中国文论建(2)
2014-11-03 01:14
导读：近百年的中国表明，当积贫积弱、饱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无法继续以“国粹”式的理论（话语）指导自己的行为、活动时，不得不（被迫）走
近百年的中国表明，当积贫积弱、饱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无法继续以“国粹”式的理论（话语）指导自己的行为、活动时，不得不（被迫）走向西方之路，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形形色色的西方理论、学说都学过了，试过了，极大多数理论都不适合中国革命的国情，唯有也属于西方理论话语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终于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指南，并完完全全融入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新传统之中，且成为这个传统中的核心和灵魂。这一事实表明，本世纪初中国的现实危机，并不在于缺乏自己独特的、乃至独立自主的话语（当时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儒家话语系统仍无视、蔑视日趋强势的西方文化），而在于缺乏改造社会与国民的先进思想和理论。它给我们的启示是，看一种理论（话语）是否有效，是否存在危机，首先只能从现实的需要和语境出发加以衡量，至于有无自己的独特话语方式和话语系统倒在其次。
据此，“失语症”论对当代中国文论的缺陷和危机的判断，存在着明显的错位。它只就中国文论话语系统较多吸纳西方文论话语的某些表面现象而推断中国当代文论缺少自己的话语，进而认为“失语”是其最根本的危机。它完全没有顾及当代中国文论与现实的关系，没有它是否贴近当今现实，是否能回答新现实提出的新问题，即是否适合现实语境。
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文论的问题或危机不在话语系统内部，不在所谓“失语”，而在同文艺发展现实语境的某些疏离或脱节，即在某种程度上与文艺发展现实不相适应。
第一，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现实、新思潮、新特点有所疏离。
当代文论或文艺学并无统一的理论体系。新时期以来，高校文艺理论教材出版了不下百种，一些者个人也出了不少文艺学专著。这些教材、著作中，有的及时跟踪国内外文学发展的新态势，尽力从理论上作出新的概括和阐释，体现出较为开阔的理论视野和美学素养；但更多的是体系、观点、都较为陈旧，有的甚至思想上比较僵化，沿用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功利主义观点，读来仍有“文革”遗味，这怎样能正确阐述当代文学的新发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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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追溯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以无产阶级政治为指归的反映论或意识形态论。它偏重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述，片面强调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无视文学的特殊本质，即审美“自律”方面。这样一种理论与政治权力的结合，导致“文革”前十七年中国文学主流的过分政治化；“文革”时期，这种反审美、反艺术“自律”的政治化倾向被推到极致，文艺舞台上除了八个“样板戏”和少数“阴谋文艺”外，几乎是一片凋零。“文革”以后，新时期文学创作出现了初步繁荣，作品无论在数量、质量、品种和艺术探索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文艺理论在追求艺术“自律”、“为文学正名”，注重文艺的审美特质和强调文学主体性等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审美反映论逐渐取代极端政治功利主义而被广泛地接受。但是，对审美反映论的理解仍众说纷纭，而且拒绝接受审美反映论的陈旧文艺观仍有一些市场。与这种理论状况相对照，文学创作从80年代中期起出现了很大变化，现代主义思潮汹涌进入，先锋派的各种实验纷纷登场，诚如一些批评家所说，西方近百年现代主义各种派别短短几年间就在中国文坛上统统操练了一遍。面对这些文学新潮，我们的文艺理论总的说来反应是滞后的，要么视而不见、避而不谈，要么不得不操起原先那套理论术语勉强给予评论，结果往往隔靴搔痒，不得要领。
理论与创作之间的这种滞后、隔膜，到90年代之后变得更为突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崛起，市民文学也呈现多姿多彩的繁荣景观。现代主义实验已被迅速抛弃，更新的“后现代”写作开始侵入文坛，一方面写作的“零度”状态、语言游戏、调侃人生、削平深度，直至近年的“私人化”追求，频频更迭，令人目不暇接；另一方面则是大众文艺借助传媒的力量迅猛席卷而来，把纯文学的领地挤到极为狭小的圈子内，因此，文学的审美功能也大为萎缩。对于这些纷至沓来的文学新现象、新态势，我们的文学理论更显得准备不足，在不少方面甚至可以说无能为力。即使有少数理论家引进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的某些观点和词句，但由于仓促，对西方后现代文论与中国文学现状两个方面都未“吃透”，因而也不可能在理论上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