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自己的路——对于迈向21世纪的中国文论建(5)
2014-11-03 01:14
导读:目前,我们所处的直接传统是现代文论新传统。任何时代的任何人无不处在一个直接传统的包围和影响之中,不管他们是否承认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这里
目前,我们所处的直接传统是现代文论新传统。任何时代的任何人无不处在一个直接传统的包围和影响之中,不管他们是否承认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这里存在一个从当代人立场出发,与新、旧两个传统之间发生的不同关系:一是时空的距离关系;二是影响的直接、间接关系。毫无疑问,当代中国人直接所处的乃是现当代文化的新传统,这里不存在时空的距离,传统与当今现实紧密交融,现实就浸润在传统的包围之中,传统也融入了今天的生活之中;而古代文化传统则与当代人之间有着百年以上的时间距离和社会生活、环境、制度和精神文化氛围的变迁所形成的空间距离,这种时空距离造成当代人与古代传统之间的陌生感与隔膜。由这种不同的距离关系又引出新、旧传统对当代人的不同影响关系。新传统是直接影响关系,旧传统是间接影响关系;新传统由于直接进入当代人的生活之中,因而其影响虽不知不觉,却迅捷、强烈而明显,旧传统由于远离当代人的生活,其影响只能是间接的,力度相对较小,表现得亦不太引人注目。
据此,中国当代文论建设,毫无疑问应当首先立足于现当代文论新传统,由此出发,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这个百年来形成的新传统就是我们发展新文论的根。我们寻“根”,“根”就在我们脚下,而无须退回到百年以前的古代文论传统中去寻。以本民族的文化或文论传统为根,本没有错,但是承认古代文化、文论为传统,而不承认现代文化、文论为传统,进而主张退回到古代文化、文论传统中去,以此为本根建构当代文艺学,就失之偏颇了。这种试图离开现实根基,完全回到古代文论传统的看法,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要想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是不可能的。
三、现当代文论传统本身就是古代文论不断进行转换的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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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之所以提出要以古代文论传统而非现代文论新传统为本根来建设当代文艺学,重要的是认为现代文论传统完全脱离、抛弃了古代传统,是西化的产物。
我以为,这种只承认古代文论传统,而全盘否定本世纪、特别是“五四”以来形成的新传统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一个世纪以来,我国现当代文论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经过不断的变革、,已逐步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古代文论传统的具有新质的传统。
现当代文论新传统的形成,首先是文论不断超越古典走向现代的过程。“现代”主要是一个时间概念,是相对于“古代”而言的;但在中国,它又与性质的变化,与、、文化生活的现代化,与现代的革命等密切相关;在文学、美学上,“现代性”又突出体现为和审美“自律”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把对艺术和审美“自律”的追求看成文艺和文论现代性的主要标志之一,是从中外文艺、文论发展的普遍情况中概括出来的。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自主自律的艺术作为一种“现代现象”出现,逐步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工具性和实用功利性;在此基础上,现代艺术美学对这种自主自律性从理论上作了自觉的肯定和阐明。无独有偶,从本世纪初王国维开始,就一反传统的“载道”说,首次提出了艺术自主论。他批评那种忘记“美学之神圣,而以为道德、政治之手段者,正使其著作无价值也”,就是反对艺术变为道德、政治之工具,而要求艺术维护自律的“天职”和“独立之位置”④。 这就是中国文论超越古典工具论(“载道说”)、走向艺术自主性的现代之思的真正起点。但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诗、文、小说的三界革命,在形式上依然维护了古代文论工具论传统,却从另一个层面,即政治思想层面获取了与古代文论全然不同的现代性因素,即更换了其,赋予传统经世致用原则以反传统政治的鲜明现代内涵,从而在一定意义上也超越了古典性。从梁、王开始,经“五四”至今,中国文论这两条基本思路——新工具论与自律论,一个以政治现代性的强化为目标,一个以艺术现代性的追求为指归,一直在交锋、冲突,构成整个现当代文论传统的基本矛盾,虽然从总体看,新工具论在很长时期内一直占有支配地位。但这两种思想之争,就性质而论,已经超越了古典性范畴,而属于现代性的冲突⑤。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本世纪文论的发展过程,就是政治、艺术现代性的双重追求与交锋的过程,也是不断超越古典、走向现代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