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自己的路——对于迈向２１世纪的中国文论建(3)
2014-11-03 01:14
导读：此外，我们的大部分文艺理论著作，都缺乏前瞻性。新论著在阐述论点时所举的例子极大部分是古典的，许多文艺学著作，所论所赞多局限于中外古代的经
此外，我们的大部分文艺理论著作，都缺乏前瞻性。新论著在阐述论点时所举的例子极大部分是古典的，许多文艺学著作，所论所赞多局限于中外古代的经典。现代的、新的经典为什么就进入不了我们的视野呢？此外，有些论著对经典的解读在思路、观念、方法上亦显得陈旧，因而经典的多重思想、审美意义并未得到充分的理解和阐述。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的提出与此不无关系。就此而论，至少文艺学著作多的是向后看，少的是向前看，这就不能不影响到理论的前瞻性。中外文论史上，有不少优秀的论著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因而起到了指导创作、推动当时文学发展的巨大作用。以别、车、杜为代表的俄国19世纪革命民主主义文论就高瞻远瞩，对19世纪俄国派（现实主义）文学直接给予指导、帮助、推荐、保护，将其推上俄国文学的主流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它培育了普希金、果戈里等一批现实主义文学大师，造就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辉煌岁月。而我们的当代文论相比之下，是十分滞后的，多数文艺学教材、著作未能以前瞻性眼光反映当代文学从思潮流派、创作类型方法到美学原则和表现技巧的种种转变，对其作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和评价，因而难以对创作起到指导作用。当代多数作家对文学理论著作漠视甚至反感，恐怕与这种理论与创作实际的疏离不无关系。
第二，对世界文学发展的新现实、新思潮、新特点有所隔膜。
文艺学或文艺理论，作为对文学一般本质、特征及发展的理论概括，理所当然应有较大的普适性，它不仅应能说明中国古今文学的各种现象，同样应能说明世界古今文学的各种现象，否则它就终止其为“文学理论”的资格。
从上世纪后半叶以来，世界文学经历了巨大的历史性变迁。西方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让位于形形色色、名目繁多的现代主义实验文学；前苏联和东欧则冲破旧现实主义樊篱而高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旗。60年代以降，后现代主义思潮闯入文坛，文学创作跌落为特殊的写作活动，它用语言游戏来抹平深度，抹去历史意识，切断与传统的联系，最后导致主体的“零散化”与失落。对于世界文学一个世纪来的千变万化，我们的文学理论家知之甚少，从1949年到1976年“文革”结束，长达近三十年，文化上的闭关锁国政策，使我们对世界文学发展的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文革”后世界文学发展的信息通过一些译著逐渐为文论界了解，但多数人限于
外语的阅读障碍和文学翻译的相对落后（无论数量和质量），对世界文学（无论东西方）的发展态势、思潮更迭、代表性作家、作品及其审美特质等等情形的了解，都是若明若暗，模模糊糊，一知半解。在这种“隔膜”的情况下，文艺学很难对世界文学近百年的状况，特别是近二、三十年的新发展、新特点，从理论上做出较为准确切实的概括。至于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互为参照，对它们的共同本质、特征、规律加以理论的描述和阐发，就更力不从心了。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近年来不少学者首肯的文学三“至境”（即典型、意境、意象）说，在这方面作了相当的努力和有益的尝试，它用典型、意境、意象分别概括写实类（现实主义）、抒情类（浪漫主义）、表意类（现代主义）文学。但是，在我看来，三“至境”说还不够成熟。如用“表意之象”来解读中国古文论的“意象”范畴，并用于解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是明显的误读；又如用“典型”和“意境”来概括写实文学与抒情文学的“至境”也可商榷，“典型”范畴似难以全面概括中国传统小说创作与理论的美学要求，即使在西方，从古希腊的史诗、中世纪的传奇到十七八世纪的
戏剧，“典型”恐怕很难成为美学上的“至境”；“意境”作为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追求当无可争议，但却未必适合于对西方抒情文学的审美特质的概括。这至少说明我们对世界文学的历史与现状还了解不多，研究不深，存在种种隔膜。这是文艺学与现实疏离的又一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