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自己的路——对于迈向２１世纪的中国文论建(6)
2014-11-03 01:14
导读：现当代文论新传统的形成，其次是中国文论不断超越直观、走向科学的过程。中国古代文论偏重于直觉、顿悟和对感性体验的描述，这是学界比较一致的看
现当代文论新传统的形成，其次是中国文论不断超越直观、走向科学的过程。中国古代文论偏重于直觉、顿悟和对感性体验的描述，这是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但现当代文论从思维、范畴系统、逻辑推演、体系构架、话语表述乃至学科划分等各个方面都摆脱、超越了传统文论的感性直观性，而越来越走向现代化、科学化。
如果把“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吸收“西学”建立科学化的分类谱系放在人类知识和思维方式两次大变革的大背景下考察，那么可以看到它首先完成了从前学科到建立科学形态的第一次变革；但几乎同时，第二次思维方式的变革也已开始，这就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及其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这种结合不仅指导和推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过程，而且也深刻地、改造着人们包括知识界的思维方式，带来了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伟大变革。我认为，一方面，这种知识谱系的整体切换，是与人类知识和思维方式的演进道路和过程完全一致的，是符合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和一般趋势的；另一方面，就本世纪中国发生的这种知识切换的具体情况而言，它又与西方不同，西方是用了几百年才进行两次知识谱系和思维方式的大变革，而中国则两次变革同时发生。这种变革，在知识的积累与更新上，在人类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发展上，都是巨大的进步；无论用历史还是价值尺度来衡量，都应作出正面的、肯定的判断。
在此大背景上反观中国文论，也经历了从直观形态走向科学形态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包含以下四方面：第一，文学的评论首次获得了学科的形态和地位，文艺学的诞生使文学的理论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第二、文学理论从文体的评论（如诗、文、小说评论等）发展为统一的理论学科，提高了文学研究的综合度、抽象度和概括度；第三，从零散的感性经验的描述和印象式的点评为主，上升为理性的思维、范畴的设置、理论的概括、逻辑的演绎和体系的综合；第四、从直感、感悟的方法上升为与综合结合的辩证方法，这就使中国文论完成了从古典直观形态向现代科学形态的质的飞跃，这同样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现当代文论新传统的形成，再次是中国古代文论借鉴、吸纳、融合西方文论，不断实行现代转换的过程。近年来，文论界不少人大声疾呼在古代文论基础上吸收西方文论，实行现代转换。然而我认为，这种现代转换，决非自今日始，更非属于有待实行的未来，而是早在百年前业已开始，并且贯穿本世纪的始终，换言之，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论就是不断进行这个转化的过程，至今尚未结束，恐怕还要跨入21世纪。最近，已有一些学者看到这种贯穿整个世纪的现代转换，并试图对此过程做出理论的概括与描述，如高楠先生概括了本世纪中国文艺学的三次大转换：本世纪初以“启蒙”与“救亡”为主的第一次大转换；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大转换是文艺学的政治化；起于80年代初的第三次转换是文艺学由工具性向学科主体性的转换。对于高楠先生关于三次大转换的概括，人们尽可以有不同意见，但我认为他揭示了本世纪文艺学处于不断的历史性转换这一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是值得重视的；更重要的是，他有力地论证了这三次转换都是在中国民族文化和话语结构的根基上进行的，它“始终在说着历史要求它说的话，时代要求它说的话，它说出了自己的思想理论，它并未“‘失语’”⑥。这就是说， 中国文论的世纪转换是立足于中国民族文化的根基之上的，而没有走“西学为体”的“西化”之路。对此，我深表赞同。不过，我还想从另一角度谈谈中国文论现代转换的不可回避的贯穿线索——中西关系。本世纪以来，关于中西文化关系开展了多次重要的讨论，这并非少数几个学者人为制造的热点，而是社会变革的现实提出的紧迫课题，并在思想文化领域引发深层、持久、反复的震荡。在这种震荡中既出现过“全盘西化”论，也出现过“保持国粹”论；既有“中体西用”的口号，又有“西体中用”之说，但中国文化的发展并没有墨守中国传统文化的陈规，而是在借鉴、融通西方文化的过程中逐步走向现代；也没有完全“西化”而依然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特点、作风和发展。现当代文论作为现代文化的一个方面也不例外，虽然百年来它不断、借鉴西方（包括苏俄）文化，深受其影响，并在与西方文化不断的冲突与交融中进行着深刻的现代转换，却始终未脱离中国文论的本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