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关于疼痛的述说或者尖叫——对近年女性(6)
2014-11-09 01:13
导读：那么，刘燕燕对现实的厌倦和隔膜，又具体地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她的这种最根本的艺术创造的情绪根源又到底是来自何处呢？ 如果借用 统计学 的方式或
那么，刘燕燕对现实的厌倦和隔膜，又具体地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她的这种最根本的艺术创造的情绪根源又到底是来自何处呢？
如果借用
统计学的方式或者用电脑来和比较一下刘燕燕小说中的常用词的话，我敢肯定，她的小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实词，一定是“女人”和“男人”这两个名词。这是两个非确指的抽象名词，在刘燕燕的小说中，也大多代表的是普遍的男人和女人，而不只是具体的个别的男人和女人。那么，从这样的一种词语现象，其中所潜藏着的密码又是些什么呢？我认为，这其中首先就是，刘燕燕对现实的最深切的体验，便是关于女人与男人之间的关系方面的。而作家对于现实的那种刻骨铭心的不满和失望，归根结底，来自于她对男人的失望，或者说，是她对男人与女人那种有史以来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永远也纠缠不清的关系的厌倦和疲惫。这起码是她对现实感到无限隔膜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她的小说《不过如此》中，她就以主人公的口吻这样加以表述：“在我的中篇小说《阴柔之花》里，女人像阴柔的花朵一样盛开：她们神秘、寂静，芬芳的气息弥漫，女人像闪电，照亮深夜阴郁的天空。在我的小说里，我的笔下，女人像涓涓的流水，潺潺不息，气象万千，她们是自动走到我的思想里，走到我的笔下的，我不知她们从何而来，向哪而去。她们仿佛就在我房间的什么地方，只是不同的空间使我看不到她们，她们存在——这种想象使我感到温暖。我知道她们的故事，无论美好，无论丑陋，都不会让我意外和恐惧，我知道她们，我相信她们，如同我相信魔力。我总能从女性打开出口，这如同顺着女人的缺口，走入女人的身体和子宫，走入一个幽深回肠梦中场景似的地方，这缺口暗示着女人天然的薄弱环节？接受，容纳？而男人是封闭的，没有入口铁板一块，对男人，我的想象枯萎，抓不住一点具体，关于男人的感受像风一样，真实而虚妄，无法保留和等待，变得荒谬，毫无意义，他们陌生，隔膜，像另一个星空，而且面目模糊。他们使我惊奇，不可思议，受到不竭的吸引——而我的写作，也由于加入了对他们的观望，意味着未知的力量，危险的甜蜜，意外的想象。因而我不可能不对男人感兴趣，因为上面的缘故。因而我在我的小说里我称女人：我们；称男人：他们。”从这段表述中，起码可以看出，这个世界上的“男人”和“女人”是刘燕燕对于人的认识的基本出发点。所以她的小说中对人物描写时的性别意识是非常强烈的。当她的小说中出现任何一个人物的时候，在作家的意识深处总是要首先进行一种性别确认，并不知不觉地把这种性别意识流露于小说的字里行间。你读刘燕燕的小说，这样的感觉应该是时时存在的。但是，正如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自己所说：“我也不太可能进入女权主义的堡垒”，所以，刘燕燕的写作也绝不是自觉地女权主义的写作。作家对男性是厌倦和不满的，但她并不把男人当成不共戴天的敌人来看待。所以，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们都在不断地寻找和接近男人，尽管许多时候她们的寻找最终都是没有结果的。于是小说中写道：“我们（即刘燕燕小说中所指的女人）和男人之间沟壑纵横。”“沟壑纵横”实在是刘燕燕对男人与女人关系的一种充满智慧而且又透入骨髓的形象解释。刘燕燕小说中的许多充满智慧而又深刻独到的人生体验都是采用这样的言语和方式来加以表达的。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四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见这些女性作家对这个世界的疼痛的体验，当然并不仅仅局限在两性关系之间，自然也不仅仅是两性关系造成的。因为就人类与世界的基本关系而言，任何个体与其所处的环境都是充满矛盾冲突的。这在现代中已属常识。而由于女性在生理与心理方面的天然生成的原因，她们对于环境的压力造成的种种疼痛，又往往是更加敏感和强烈的。卫慧在她的《上海宝贝》中就曾经借用她的曾祖母的一些格言来表明她们对人的命运无常的一种体验：“人的命运好比一根风筝线，一端在地上，另一端在天上。上天入地都逃不过这命的。”还有所谓：“人如三节草，不知哪节好。”大量的女性半自传体小说，其中的女主人公往往都是十分孤立的和在感情上是十分孤独的。她们与整个周围的环境总是显得格格不入。甚至与她们的亲人也都不能和谐相处。卫慧在她的小说中说：“我是这样一个人，对于父母来说，我是个没良心的小恶人（在5岁时我就学会拿着一把棒棒糖傲然出走）；对于师长或昔日杂志社领导、同事来说，我是个不可理喻的聪明人（专业精通，喜怒无常，只要看过开头就猜得出任何一部
电影或一个故事的结尾），对于众多男人来说，我算得上春光潋滟的小美人（有一双日本卡通片里女孩特有的大眼睛和一个可可 . 夏奈尔的长脖子）。”从众多的女性半自传体小说来看，其中的传主或者女主人公大都是与周围环境尤其是各类人群很难和谐相处的。她们一般都是聪明过人，并且是美貌出众，尤其又往往是行为不羁，性格上处处追求与众不同，这就加大了她们与整个环境的对立的一面。而也正是这样的一种现实处境，也才迫使她们只能选择以写作的方式进行倾诉。从而以此进行精神上的自我解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