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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实践与反思——对一个论题的重新探讨(4)

2014-11-15 01:59
导读:三 回到卡勒提出的两个,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已经从根本上改写了对"文学"的理解。以这样一种更开阔也更复杂的眼光来看待"文学",不单需要关注文化是通


回到卡勒提出的两个,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已经从根本上改写了对"文学"的理解。以这样一种更开阔也更复杂的眼光来看待"文学",不单需要关注文化是通过何种途径将"文学"建立起来的,更需要重视"文学"又是如何透过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管道"生产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已由一个固定的本质化概念转化为一种变动的"话语实践"。
所谓"话语"不仅具有语言意义,而且具备非语言意义,成了实践-符号(pratique-signe)概念,"话语实践"与其它社会实践相互依存,并且必须通过它们才得以实现。麦克唐纳在《话语》一书中特别强调:"话语随着话语在其里面成型的各种制度设施和社会实践之不同而有所不同,也随着那些言说的人们的立场和那些被他们教训的人们的立场之不同而有所不同"。18福科著名的"系谱学"就来自对"话语实践"的精细,它着力追溯某一人文社会现象的衍生过程、局限以及制度化的条件,并藉此烘托出社会中"知识"、"权力"和"身体"三者间的复杂关系。由对这三方面关系的解析,福科企图指出人文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原无固定不变的轨迹可依循,也没有终极意义目标可抵达,种种思想、行为和尺度都是"知识意欲"和"权力意欲"交锋的产物。譬如他对"性"的分析,就突显出这种方法意识。一般人都认为,在比较早的时期,尤其是十九世纪,"性"一直是被压抑的,所以现代人要求解放它。但福科却指出"性"根本不是一件被压抑的"的事物",而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理念,是由一系列社会实践、调查、言论和书面文字──也就是"话语",或"话语实践"制造出来的──所有这一切在十九世纪共同制造了"性"。需要把各种人的谈论──医生的、神父的、小说家的、心家的、伦理学家的、家的、社会福利工作人员的,等等──与压抑性行为的理念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正是在这些谈论中才出现了我们称之为"性"的东西。特别要注意的是,福科并不否认具体的性行为的存在,也不否认人有性器官并在生理上有性别之分,他只是强调在十九世纪出现了一些新的方法,把原本相去甚远的、各个不同领域里的事物:一些我们认为与性有关的行为、生理的区别、心理的不同反应,还有最不同的社会意义……统统组合到一个同一的范畴(即"性")之内。在福科的方法中,"性"是由与各种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的"话语"建构起来的。但是这些"话语"却把"性"视为先于其本身的存在,现代人大都接受了这种本质论的描述,并且指责正是这些"话语"试图控制和压抑其实是由它们自己建构起来的"性"。福科把这个问题倒转了过来:"性"作为一种结果而非起因,是那些力图分析、描绘和规范人类行为的"话语"的产物。根据这样的问题意识,需要做的是揭露那些假设的基本范畴,比如"性",是如何通过话语实践产生的。这种方法并不是要告诉人们性"究竟"为何物,而是想说明这个范畴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它鼓励人们怀疑那些被认为是自然的、先天给定的、毋庸置疑的事物,会不会是专家的话语的产物?会不会是一种与声称描述它的知识话语相联系的实践?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的"文学"也面临同样的追问。福科"系谱学"方法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的"反思性"。按照我的理解,这种"反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对展开问题的理论前提的不断反省,正如福科在讨论"性"的历史时指出的,十九世纪出现了一些新的方法,把原本相去甚远的、各个不同领域里的事物统统组合到一个同一的被称作"性"的范畴之内。与此类似却尤为复杂的是,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以暴力为先导轰开大门,中国被迫卷入到"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一个叫"现代"的幽灵就此开始主宰中国的命运。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当然不仅仅是"文学")被"现代"重新"创造"出来。不过在中国,"现代"不是一个自明的概念,作为正在展开的过程,它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反抗这一扩张的民族自强运动之间的关系,以及伴随着这种关系而来的"文化自觉"和"文化痛苦",都必须放在"现代性"的历史方面和国际方面才能讨论清楚。所以不能把"现代"作为先定的评判标准和无需论证的理论前提。但是,在当代历史叙述中最有力的"现代化叙事",却把这个历史性的问题转化为一种没有地缘意义的抽象的理论设定,它成为了的普遍适用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指标,不仅规划了一个社会未来的走向,而且根据这一走向重新改写社会的过去。就"文学"而言,"现代化叙事"不单笼罩着现代中国文学,同时影响了对整个中国文学传统的描述。譬如传统的"好"或"坏"在描述之前就已经被判定了,判定的标准是看你用什么样"现代"的尺度去衡量你想描述的"传统":或者认为"传统"阻碍了"现代"的发展;或者肯定"传统"为"现代"提供了资源。就这样,"历史"被化约为迈向"现代化"目标的"步骤"或"障碍"。这种依据"现代"的尺度对中国的"传统"所做的"正面"或"负面"的解读,本身就是反历史的。"现代化"不是问题所在,它是一个至今依旧继续着的过程,问题在于"现代"无论在东西方都是一个有待分析的对象。只有清醒地意识到这点,才有可能摆脱那条制约了我们多年的"现代/传统"的二元论思路,以及由此衍生的"中/西"、"古/今"、"新/旧"……甚至"进步/落后"、"先进/保守"等简单对立的僵化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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