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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学毕业论文

2014-11-14 01:13 一、民粹主义：一个与启蒙主义相对立的话题

　　学术文化领域许多概念都有两层意义，一是本原意义，狭窄、明确；一是引申意义，宽泛、模糊。通常情形下，人们都是在引申意义上理解、使用这些概念，其本原意义反而隐匿不显，民粹主义即是如此。作为一个思想史概念，民粹主义起源于法国，命名却在俄国1，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在俄罗斯知识界盛极一时，别林斯基、杜勃罗留夫、赫尔岑、克鲁包特金是其代表性人物，他们中有人提出「到民间去」口号，主张知识份子走向乡村，发动农民以反抗俄国的资本主义化；有人则提出平民主义要求，认为知识份子必须向农民，走身份同化的道路，而不是向农民说教，延续了十二月党人的做法，「从来都是鞋匠们造反，要做老爷；当今却是老爷们造反，为的要做鞋匠」2。这种作为和纲领的民粹主义，与启蒙主义取相反的价值向度，在俄国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决批判。列宁在〈我们究竟拒绝甚么遗产〉一文中写道：「启蒙者是热烈地相信当前的社会的，而民粹派却不相信它；启蒙者满怀的乐观主义和蓬蓬勃勃的精神，而民粹派则悲观失望和垂头丧气，主张落后是俄国的幸福的理论」3。两者在对待人民的态度和社会理想方面有显著区别。

　　关于民粹主义的起源，朱学勤指出，「可以肯定的是，民粹主义的始作俑者是卢梭，不是俄国那批『要做鞋匠』的青年军官和平民知识份子。法国人说，谁也没有像卢梭那样，给穷人辩护得那样出色」。平民知识份子别林斯基、杜勃罗留夫、赫尔岑等人「在睡觉以前不是祈祷，而是阅读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的演说」。俄国革命党人「用俄语复述当年卢梭以法语呼喊过的一切，让·雅克的平民社会观才获得了一个举世承认的学名──HapogHuIOcmto『民粹主义』」4。这里，朱学勤在叙说法、俄民粹主义渊源关系的同时，也呈示了民粹主义与启蒙主义、精英主义思想上的不同5。由于历史语境的不同，我们在谈论民粹主义时，很大程度上是把它看作一种文化思潮，一种文学观念，甚至是一种情感意向。这种引申意义上的民粹主义表现为把没有知识文化的底层劳动者（不仅仅是农民）无条件地神圣化，认为只有他们才是道德高尚、心地善良、灵魂纯洁的。五四时期蔡元培提出「劳工神圣」呼号、「延安」时期毛泽东发出「做农民的小学生」征召、「文革」期间「根正苗红」的工农血统论，便是民粹主义引申意义泛化运用的典型表现。

　　民粹主义，无论是本原意义，还是引申意义，其中最核心的一条是知识阶层的自我否定。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中谈到十九世纪俄国「平民知识份子的民主文学」时，说「这派作家都有一种无力感，都感觉到自身力量的渺小」，而正是「这种对自己的社会脆弱性的感觉，激发了俄国作家注意到人民，感发他们必须唤起人民的潜在力量，并且把这力量化为夺取政权的积极的思想武器。也正是这种无力感，使得绝大多数俄国作家成为激烈的政治煽动者，他们千方百计阿谀人民，时而讨好农民，时而奉承工人」6。这种无力感不仅是知识阶层否定自我、膜拜工农的原因，也是民粹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与批判上的无力感相伴生的是道德上的自卑感，知识阶层觉得与身处底层的工农生活相比，自己的那种有闲的生活是腐朽、堕落和病态的，于是，便转而崇奉起工农，并身体力行向工农归化，抛弃原有的生活方式，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这方面，卢梭、托尔斯泰堪称典范。

　　《爱弥儿》中，卢梭借主人公爱弥儿之口，公开喊出「再见吧，巴黎，我们离开你越远越好」的撤离声音，并且诅咒「城市是坑陷人类的深渊，经过几代人之后，人种就要消灭或退化。」拯救自我的办法是「必须使人类得到更新，而能够更新人类的，往往是乡村7」。「撤离城市」、「回归」的象征意义是多重的，一方面是抵制异化，葆有丰富、完整、本真的人性，；另一方面是民粹主义式的农民「村社」，未被城市气息浸染的土壤和「道德纯粹的山野居民」。读着「我绝不愿意他（指「爱弥儿」，作者加）去做洛克所说的那种文雅的人，我也不愿意他去当家或戏剧演员或作家，我宁可喜欢他去做鞋匠而不去做诗人8」这样的民粹主义文本，一向以标举理性批判著称的康德也深有感触地说，「有一时期，我骄倨地想着，以为知识构成人性的尊贵，我蔑视愚昧无知的人群。卢梭却使我双目重光，这虚妄的优越性消失了，我已知道尊视人类」9。与卢梭相比，托尔斯泰的民粹主义思想似乎更为纯粹，褪去了法国大革命的启蒙底色，《忏悔录》中，他说：「我离开了我们这圈子里的生活，我认清我们过的并不是生活，只不过表面像生活，这种优裕的环境使我们失去了对人生怀有理想的可能……在我周围，那平常的劳动人民是俄罗斯人民，我接近他们，接近他们所赋予人生的意义10。」于是，托尔斯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穿上农民衣服，自己做皮鞋，过着俭朴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