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学毕业论文(4)
2014-11-14 01:13
导读：平民主义波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新文学最初的创作实绩，如 诗歌 中的「人力车夫派」以及鲁迅小说对民间苦痛的深刻揭示和温情关怀，都体现了这
平民主义波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新文学最初的创作实绩，如
诗歌中的「人力车夫派」以及鲁迅小说对民间苦痛的深刻揭示和温情关怀，都体现了这一思想取向。一方面是知识份子的「平民」崇信，「庶民」道德优越性的张扬与首肯；另一方面是民众的昏睡和启蒙者的极度失望。五四前后的一批知识份子陷入启蒙主义与民粹主义相互纠缠、对立的矛盾深渊，鲁迅自不必说，他终其一生都在不遗余力地 「吶喊」，为「那在寂寞中奔驰的勇士，使他不惮于前驱」29，「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鲁迅又一次表明了启蒙主义立场，「说到『为甚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30。在他笔下，「国民性」探讨是一个值得知识份子倾注全部心智的命题。但在一些篇章如《一件小事》、《故乡》《祝福》中，我们分明又感受到作者思想中民粹主义与启蒙主义的矛盾。《一件小事》中有三个人物：穿皮袍的「我」、车夫和假装被撞倒的「老女人」，作品本意是将「我」的精神境界与车夫的实际行动比照，显出车夫的高大和「我」的渺小，让穿皮袍的「我」在车夫的面前自惭形秽，进而「惭愧」、「自新」。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这篇小说是歌颂劳动人民，批判知识份子的，然而，作品中的另外一个人物，老女人的行动却被有意忽略了。老女人本没有受伤，假装受伤，近乎耍赖。如果说底层民众中既有车夫这样道德高尚的人，也有老女人这样道德并不高尚，甚至很卑劣的人，那么一味的歌颂、就显得有失公允。联系他在《死》中对幼子的寄语，「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
美术家31」，我们也可以看出，鲁迅对「名」、「实」一致的看重，尤其是「寻点小事情过活」的民粹观念的强调。不过，「倘无才能」的假设句式也为我们继续推论留下了「空间」──如有才能，不妨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但不要图有虚名，微言曲笔中久久不能忘却的依然是启蒙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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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鲁迅同一的郁达夫亦是如此，早期作品《沉沦》、《银灰色的死》、《茑萝行》，以惊世骇俗的心理描写，袒露年轻人「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突入封建专制和礼俗的禁区，对传统道德进行反叛。启蒙、救亡主题以一种隐曲的方式透出，《沉沦》写一正值青春期的中国青年「他」在日本
留学生活中，从孤寂、凄冷、苦闷到身心欲求的亢奋、挣扎，最后在沉沦中弃绝人世的悲剧。主人公内心的颓废、敏感以及对性的渴求、冲动，「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32但「暴露」、「沉沦」如斯的「他」，最终仍在呼唤祖国的强大，并把个人的一切苦闷归结为祖国的贫弱上。民族的兴盛、祖国的强大像一个美丽的梦，是他们那一代人思想深处的最后关怀。后期作品《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越出「我」的经历和情绪，开始关注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剥削阶级和黑暗社会，《薄祭》是一曲人力车夫悲惨人生的挽歌，《春风沉醉的晚上》叙写了「我」与烟厂女工陈二妹的交往的几个阶段，陈二妹对于「我」，开始疑惧、戒备，继而信赖、同情，责备、规劝，最后消除误会，建立友谊。而「我」对陈二妹的关心、爱护也由感动、有所回报，达到心灵的纯化，增加了向上的动力。由自传体的浪漫抒情到平民生活的现实写照，由知识份子的情绪渲泄到劳动人民澄明心境的发现，用郁达夫的话说，「多少也带有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稍晚如叶绍钧的小说《倪焕之》、许地山的《春桃》、艾芜的《山峡中》、台静农的《拜堂》等都或多或少地见证了五四时期启蒙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背反与分歧。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其实，这种背反与分歧在民粹主义倡导的初期已经显现了出来，有的抱着忧国忧民理想「到农村去」呼喊，有的从反智角度美化、神圣农村生活，要求知识份子组织互助组，「到农村去」、「到民间去」。他们在「救亡」激情驱动下，不仅未能全面审视自我的思想矛盾──启蒙与亲民，而且也过高估价了农民的道德水准和觉醒意识。1919年2月李大钊在《晨报》上发表〈青年与农村〉一文，呼吁青年「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他论证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昧，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昧；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文中，李大钊还把城市与农村做了一番民粹主义式的对比，提倡青年知识份子应有良好的道德感与厌恶城市的情感，「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啊！你们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经过说理和比照，最后他得出结论，「要想把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智识阶级和劳工打成一片不可」33。就现有的资料看，这可能是后来「知识份子与工农兵相结合」思想的最初表述。事实上，持这一思想的并非李大钊一人，同一期《晨报》上，还有一篇署名为若愚的文章，宣称「与其在劳动界以外高声大呼，不如加入劳动界中，实行改革。因立在劳动界以外，自己所想象之劳动利益，未必即斯劳动利益。若亲身加入劳动界中，才知道劳动界的真正甘苦」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