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学毕业论文(6)
2014-11-14 01:13
导读：关于「革命文学」的工农品格、阶级意识，郭沫若有一段夫子自白，很能说明，他说：「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
关于「革命文学」的工农品格、阶级意识，郭沫若有一段夫子自白，很能说明，他说：「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写实主义的，在上是社会主义的。除此以外的文艺都是过去了的。包括帝王宗教思想的古典主义，主张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浪漫主义，都已过去了」40。甚么启蒙、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浪漫主义，都纷纷在进化论的时间战车下「过去」了，剩下的只有写实主义、平民主义。借助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成功实践，怀着对无产阶级的虔诚向往，创造社、太阳社和一些早期的共产党人开始宣称告别五四，实现「文学上的方向转换」──由启蒙到民众41。钱杏 曾为蒋光慈的创作转变做出了经验诠释：「蒋光慈是与民众一体的，他绝对未曾想过自己要超越群众之上；他所写的诗都是与时事有关系的，我们也可以说，他的诗都是『定』做的──社会群众有甚么需要的时候，他就提起笔来写甚么东西。他提笔做诗，也就如同农夫拿起铁锹来挖地，铁匠拿起锤来打铁一样，是有一个实际的目的。42」这里，文学创作和生活实践几乎是等同的，两者之间不需要经过任何中介，阶级意识与民粹主义是作家创作的最初动因，也是最终目的。
除了创作实践的转向之外，为了表明作家自身阶级意识的觉醒，这些五四启蒙文学先驱不得不直面「阶级斗争」将对整个社会以及其中每一个个体带来巨大冲击的严峻现实，他们发现自己必须选择一个真正属于未来的社会集团的力量，一经为这个集团接纳，他们就不再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或「流放者」，他们有了自己的阶级的敌人和朋友，从而回到了这个社会并获得了目标。他们从「叛逆者」变成了「革命者」，从「人的解放」的鼓吹者变成了「阶级的解放」的信仰者和实践者。统一的道路、共同的指向、相近的身份认定，吸引着众多的知识份子投身革命、融入群众、奔赴延安，在阶级的怀抱里，在民众的呵护下，他们找到了精神归属──民众的一员。但的与逻辑的发展往往并不一致，精神归属的解决并不意味着精神世界所有问题的解决，现实世界的全部复杂性远远超出作家们的想象。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革命文学」观建立以后，必然会致力于自身建设，其中之一就是文艺大众化。文艺大众化原本是启蒙文学悬而未决的问题，本义是通过文学精神的「照亮」，让民众摆脱专制、愚昧，进而走向自觉、自立。「革命文学」对其做了重新诠释与限定，目标指向是革命文艺怎样深入群众，成为集体艺术，而不是延续五四启蒙文学「化大众」的个体主义。随着革命进程的吃紧和争论的深入，革命文学在功利化、口语化、客体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完全背离了五四文学的「立人」宗旨，而走向了它的反面──民粹主义，即文学如何迎合大众，由大众自己来写文艺作品，知识份子处于被客体化的缺席状态。
文艺大众化的第一次讨论是在1930年春，问题集中于「为甚么文艺要大众化」。冯乃超认为，既然文艺战线是解放战争的一部分，那么大众化「就是无产文艺的通俗化」，为此，「这不能不要求我们的作家在群众生活中认识他们（工农兵）的生活，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具体的表现出来」43。在此基础上，郑伯奇对作家身份提出了要求，「大众文学作家，应该是大众中间出身的」44。为了使文学真正成为民众的文学，郭沫若说，大众文艺「通俗到不成文艺都可以，你不要丢开大众，你不要丢开无产大众」。革命的需要，使郭沫若偏颇地将「革命文学」的民粹性推向了极致，通俗到类同于民众振臂一呼的标语、口号。文艺大众化的第二次讨论在1932年初，这次讨论的重心是「文艺怎样做到大众化」，涉及到作品语言、形式、体裁、内容等多个方面。对于大众文艺的形式、体裁问题，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利用旧形式并加以改造，「采用国际普罗文学的新的大众形式」，如报告文学、群众朗诵。对于内容，瞿秋白主张，「普罗作家写工人民众和一切题材，都要从无产阶级观点去反映现实的人生，社会关系，社会斗争」，文学青年应该「到群众中间去」，「观察，了解，体验那工人和贫民的生活和斗争，真正能够同着他们一块儿感受到另外一个天地」45。周扬认为主要任务应该是描写大众的斗争生活，而且作家应该是「实际斗争的积极参加者46」。丰富的民众生活被抽象、简化为单一的阶级斗争，作家的主体存在被无条件取消，写作就是作者走向群众、参加斗争的实践过程。民粹化背后潜隐的元话语仍然是革命的需要，现实斗争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