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学毕业论文(2)
2014-11-14 01:13
导读：在，这种主动或被动「撤离」城市，走向乡村，实现角色转换的民粹运动时有发生，「下乡」一词虽然不同时期内涵有别，但与工农结合，并进行从身体到
在，这种主动或被动「撤离」城市，走向乡村，实现角色转换的民粹运动时有发生，「下乡」一词虽然不同时期内涵有别，但与工农结合，并进行从身体到思想的脱胎换骨改造的「主能指」却是不变的恒定，从五四时期的「劳工神圣」，中经抗战期间的「全民动员」、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直到「文革」期间的17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把民粹主义实践推向了极致。与此同时，民粹主义的发源地法国也爆发了「五月风暴」，大批学生涌向街头，抗议政府，要求过一种新的生活。在运动的中心城市之一的法兰克福，学生在歌德大学图书馆上空升起巨幅旗帜，上面写着：「禁止是要禁止的」、「人类只有当最后一个官僚用最后一个资本家的肠子勒死，才有自由」、「消费者社会必须猝死，异化的社会必须猝死，我们要求一个新的、原创性的世界，我们拒绝一个冒着因无聊而死的危险来换取免于饥饿的世界」、「正在开始的革命所挑战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是文明」等标语。当然，这些要求并没有实现，学生们所反对的官僚制度最后成功地把几乎蔓延于整个西欧的「造反」运动平息下去，但他们倡导的民粹主义「村社」理想却在不同国度、不同年代的人们中间回荡，乡村生活的透明、民间道德的纯美、底层草根民众未受文明腐蚀的美德……至今仍令身居钢筋混凝土包裹、程式化律令框范的人们倾羡，不时激起想象性投影与预设。
在中国本土文化资源中，并没有「民粹」这一抽象说法，统治阶级的「民贵君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主义思想多少隐含着安抚民意、巩固江山的统治策略；传统文人的布衣心愿也大多限于文化信念，很少付诸实施，何况「布衣卿相」的人生路径重心在后者「卿相」，「布衣」仅为虚饰，最多不过是为「达则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预设一条退路罢了。但民粹主义的思想却是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有着巨大道德感召力的。追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粹主义根源，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墨家。李泽厚在《墨家初探本》中指出，「墨子在近代中国再一次被重新发现，是一种颇具深意的现象。当然崇拜墨子有各种不同的背景、和意义。例如把墨家误解为近代的平等博爱主义。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与近代民粹主义有否思想血缘关系的。在中国近代以至今日，我认为，始终有一股以农民小生产者为现实基础的民粹主义思潮的暗流在活跃着11。」墨家民粹思想在近现代中国大放异彩，《民报》第一期撇开孔孟老庄，把墨子奉为「平等博爱」的中国宗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呼吁「杨学（指杨朱为己）遂亡中国，今欲救亡，厥惟学墨」12；郭沫若则将其与杜甫合起来尊称为「墨者杜老」13；以后授予给墨子「伟大的平民思想家」、「劳动阶级的代表」称号者更是络绎不绝。在墨家民粹思想传承谱系中，鲁迅是一个不能不提的人物，他对传统文化一直坚守批判立场，嘲儒、讽道、讥法，一言以蔽之，曰「吃人」，但对墨家却是例外，《故事新编》中的《非攻》、《理水》篇都是唱给身体力行者的颂歌，前者直接赞扬「一味行义」不计荣辱得失的墨子，后者塑造了一位摒弃虚言、埋头实干的民间英雄大禹，借以抨击那些「以为文化是一国的命脉，学者是文化的灵魂，只要文化存在，华夏也就存在14」的高调学者，非但不学无术，假文化之名行一己私利，而且丧失灵魂，倒是那些跣足垢面的百姓勇于承担，在大禹率领下，治退了洪水，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不仅墨学中蕴涵有丰富的民粹主义因子，而且传统文化的「反智」倾向也为民粹主义的滋生准备了适宜土壤。海外学者余英时曾指出，「反智论」15并非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普遍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而在中国文化中，「反智」之风也一直清晰可辩。不管是认为「智性」以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有害无益的「反智性论者」，还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份子持鄙视、敌对态度的「反知识份子」论者，它们都为通向民粹主义思想铺设了桥梁16。传统文化中，道家的「小国寡民」、「绝圣去智」说和法家的「古者人寡而相亲，物多而轻利易让，故有揖让而传天下者17」的今不如昔说，都有着鲜明的「反智」色彩，至于儒家，原本是主智、崇智的，但汉代以后，儒学法家化，便自然从主智、崇智走向了反智、仇智了。既然传统文化流脉中「反智论」资源如此丰厚，那么浸润其中的文人士大夫在自恋、自赏的同时，不免要走向自轻、自贱的「反智论」。排除「文人相轻」的陋习，我们可以从典型案例──郑板桥家书《范县暑中寄舍弟墨第四书》──透视到「反智」与「民粹主义」之间的近亲关系。家书中，郑板桥先是叮嘱：「要须制锥，制磨，制筛罗，制簸箕，制大小扫帚，制升、斗、斛。家中妇女，率诸婢妾，皆令习舂揄蹂簸之事，便是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接着说：「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农夫上者种地百亩，其次七八十亩，其次五六十亩，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我辈读书人……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子，置多田产。」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反智论」并非出于愚民的需要，而是对知识阶层品行操守感到失望，进而产生做一农夫的想法。「愚兄平生最重农夫……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天顾重之，而人反不重乎？其务本勤民，呈现昭昭可鉴矣。」家书中郑板桥赋予牛郎织女故事以一种民粹主义的释意，既然天意重农尊农，并以星象昭示人间，人们又岂有不重农、尊农之理由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