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学毕业论文(9)
2014-11-14 01:13
导读：「吐鲁番情歌」中有一首《种瓜姑娘》，诗作清新流畅，种瓜姑娘枣尔汗美丽勤劳，「年轻人走过她的身旁，都用甜蜜的嗓子来歌唱，把胸中燃烧的爱情，
「吐鲁番情歌」中有一首《种瓜姑娘》，诗作清新流畅，种瓜姑娘枣尔汗美丽勤劳，「年轻人走过她的身旁，都用甜蜜的嗓子来歌唱，把胸中燃烧的爱情，倾吐给亲爱的姑娘。」但枣尔汗自有择偶的标准：「充满爱情的歌谁不会唱，歌声在天山南北飞翔，枣尔汗唱出一首短歌，年轻人听了脸红脖子涨──『枣尔汗愿意满足你的愿望，感谢你火样激情的歌唱，可是要我嫁给你吗？你衣襟上少着一枚奖章』。」从解放区到新疆，从乡村到工厂，青年男女无一例外地爱上英雄模范和劳动榜样。探究原因，固然与主流话语的宣传有关，但作家心态的工农化也为爱情标准──劳动光荣──定下了基调。青年女性讲述的并不是内心隐秘的个人情感欲望，个人性话语被大众集体话语所抑制，她们传达的只能是时代倡导的公共性情感向往，而这公共情感的话语行使权是掌握在工农兵化的作家手里。
四、启蒙角色转换与主流话语生产
民众崇拜作为一种文学精神所表现出来的作家主体意识缺失、水平降低等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考虑到百年的现实处境和知识份子的情感需求，这一文学精神能够不断承传，又具有的某种合理性。首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工农大众毫无疑问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虽然革命的发起者、领导者多为知识份子，但清醒的革命家都能认识到革命所必须依靠的是工农大众，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就不可能有革命的最终胜利。其次，革命队伍中知识份子与工农大众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别与矛盾，如何调处两者关系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革命形势由城市转向之后，工农兵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为了保护工农大众的革命热情，激发他们参战、备战的决心，在指导思想上必然会适度地抑制知识份子而迁就大众，宣传战线尤其如此。无论就革命队伍的数量构成，还是对敌作战的勇猛刚烈，知识份子与工农大众相比都处于明显劣势。何况武装斗争是那么迫切，改变国民落后性以启蒙思想照亮他们进程缓慢不说，而且在当时严峻的革命形势，进行鲁迅式的国民性批判也是不可想象的，倒是郭沫若的「不是我，而是我们」的诗人式的吶喊，最容易成为的主调。在抗战这场如此紧迫、艰苦、你死我活的民族大搏斗中，它要求于文学和作家的不是自由、民主等启蒙宣言，也不会鼓励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之类思想在话语空间里，相反，它突出强调的是一切服从抗战，一切服从民族救亡的集体力量。立足于此，我们说让知识份子去迁就大众，实现角色转换，既是革命的功利主义需要，也是历史的一种无奈选择，尽管其中有太多的付出与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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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知识份子的工农化毕竟充满着矛盾和内心纠缠。一方面他们为这种道德感召和献身方式所吸引，有一种找到「家」的归属感，并且成为他们解决个人意义世界的极好途径，不然就无法在文化思想层面解释为甚么那样多青年知识份子放弃优裕的城市生活，历经千辛万苦奔赴延安，为甚么有那么多知识份子口口声声宣称，与工农们在一起，心灵得到了净化。另一方面走向民间与工农相结合是主流意识形态不容拒绝的策略，这又与知识份子更愿以想象的方式设计人生，而不愿以投身的方式亲临实践构成矛盾。于是，当他们无论出于哪一方面的需要投身工农，都已经失去了退路，这种矛盾的心态便为一种强迫性的指令所替代。由此，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便衍生出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如知识份子怎样与工农结合？角色转化的临界点在哪里？思想立场上的身份同化与文本实践中的自我回归两者能否一致？思想改造到何种程度才算完成？这些在主流话语那里通过小组、思想汇报、下乡锻炼、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已经解决的问题，一旦面临创作实践又卷土重来，重新成为「问题」，以至酿成不断重临起点的话题循环，有的甚至被送上「运动」的前台，背上「资产阶级文艺黑线」成员的罪名。《青春之歌》是一部正面表现知识份子投身革命并且实现个体价值的作品。它出版以后好评如潮，但仍有人撰文批评，说林道静「没有完全按照党指出的改造道路走，她走的是这样一条道路，没有认真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而只是和个别的进步的知识份子党员接触，没有很好地到群众斗争中去锻炼。58」茅盾也指出，「让林道静实行了和工农结合，那更好」59。作家杨沫不能承受这一压力，为了达到时代期许的高度，在讨论批评的当年便重新对小说进行了修改，增加了林道静与农民相结合的章节。这一修改今天看来几近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