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学毕业论文(10)
2014-11-14 01:13
导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表达了知识份子痛苦犹疑和矛盾的作品，因其真实而更能撼动人心。路翎在他的小说《财主的儿女们》中塑造了蒋纯祖这一形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表达了知识份子痛苦犹疑和矛盾的作品，因其真实而更能撼动人心。路翎在他的小说《财主的儿女们》中塑造了蒋纯祖这一形象，这是一个渴望投身革命，内心又充满悲苦的个人主义者。他经历了动荡年代的兵荒马乱，也经历了精神上的艰难求索；他对上层和市井人家充满蔑视，也与出身民众的士兵格格不入，他内心充满痛苦，最后一事无成地死去了。小说中路翎真实地记录下这一切。他说：「我希望人们在批评蒋纯祖的缺点，憎恨他的罪恶的时候记住：他是因忠实和勇敢而致悲惨，并且是高贵的。他所看见的那个目标，正是我们中间的多数人因凭无辜的教条和劳碌于微小的打算而失去的。」60对于这样一个有着复杂性格特征的人物，胡风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说，「走向未来，当然有种种的路，那里当然有直线推进的路，但直线推进的路并不能变为对于此时此地的负担的逃避，而蒋纯祖的性格不是这样的幸运儿。他得承受更大的痛苦，更大的搏斗，从他的搏斗里面展示出更深广的历史意义。一个蒋纯祖的倒毙启示了锻炼了无数的蒋纯祖。61」但是，时代对作家的要求并不是他们如何真实地、艺术地传达心灵深处真实的声音，而是要无条件地投入工农大众的怀抱并愉快地接受思想改造。因此，蒋纯祖这样有着丰富内涵的人物形象就只能「委屈」地戴上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帽子，成为一个落伍者典型，为时代所抛弃。
事实上，知识份子启蒙角色与主流话语之间的错位早在20年代郭沫若、成仿吾、蒋光慈、冯乃超等创造社、太阳社成员提出「革命文学」口号，高喊要做「工农大众留声机」时就表现了出来。杂文《路》中，鲁迅在用反讽的笔法记录下这一切。他说，「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无产阶级文学使者，沸沸扬扬，说是要来了。问问黄包车夫，车夫说并未派遣。这车夫的本阶级意识形态不行，早被别阶级弄歪曲了罢。另外有人把握着，但不一定是工人。于是只好在大屋子里寻，在客店里寻，在洋人家里寻，在书铺子里寻，在咖啡馆里寻……」62。从洋人家里也好，从咖啡馆里也好，当然寻不出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鲁迅讽刺的是他们无法真正代表无产阶级这一事实。因为鲁迅相信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创造社、太阳社诸人血管里流出来的并不是无产阶级的血，充其量也只能勉强称为表现「无产阶级意识」的努力。就中国革命的现实而言，劳动大众远没有能力在文坛上建立自己的话语空间，所谓大众话语多是知识份子走向大众、走向民间而代其「立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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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很好地代大众立言，知识份子就必须放下架子，深入生活，与工农大众同甘苦，共命运，真切地体会大众的思想、感情，甚至是学习他们的语言。这一过程用专业术语表述，就是「改造」。从文艺大众化讨论开始，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一点。且不说这种改造正确与否，也不说知识份子愿意不愿意真正接受改造，即便是真正愿意改造，要改造好也绝非易事。由于改造的艰难性，创作中时常出现两个自我：一个是代表工农大众的自我；一个是知识份子的真实的自我。因改造力度的强化，真实的自我常处于抑制的状态，但有些时间，它也会顽强地逃逸出来。丁玲的创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参加左联后，她写出了《水》、《田家冲》、《夜会》、《消息》等表现工农生活的作品，受到左联人士的赞扬，权威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冯雪峰撰文《关于新小说的诞生》，称丁玲已经从自我小天地走向社会大舞台，从个人主义走向了工农大众63。但是时隔不久，她又写出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在中》等有着极强个人主义色彩和启蒙主义精神的作品。并由此受到批评，只能再一次虚心向工农大众学习，彻底克服知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和观点。
当「做农民的小学生」成为一种普遍的要求，当「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改造方式，留给知识份子的就只有「改造好」这一唯一路径了，丁玲、何其芳、萧军、夏衍、田汉、杨沫、艾青、老舍、巴金等都曾多次迈上「结合」道路，接受了脱胎换骨式改造。本来，知识份子与工农的结合是在革命实践中自然发生的，不必借助外力使然，其终极指向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消除。这一过程是漫长的，实现的前提是生产力高度发展，人类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在此之前，作为脑力劳动者的知识份子与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工农大众之间的差别不可能完全消失，所谓的「结合」成为「一体」只是压制「自我」假定它已经消失的超历史的虚幻影象。于此，我们说，只要「自我」还依然存在，思想改造的反复是再所难免的，丁玲、萧军、胡风等人延安时期和建国以后的多次遭到批判即是明证。在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过程中，但凡自身主体性的东西有些许流露，显示出任何与工农的不同，主流话语机制便会出面干涉，将其定性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独立思想」之顽强作梗，轻者批判，重者入狱，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因此被指认为「毒草」，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是，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胡风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所谓「三十万言书」）更是，后两人还因此而罹难。正是思想改造进程中这种「自我」与「他我」（工农大众的代表）的二重人格分裂，使得整风、下乡、干校等民粹运动接连不断，或者倒过来说，主流话语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关系到宣传战线的主导地位等关键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