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学毕业论文(8)
2014-11-14 01:13
导读：赵树理榜样的成功示范，以及对作家身份和大众风格的反复强调，使大多数文学工作者在审美追求上不断倾斜于民间趣味。一方面在艺术上积极地寻找与挖
赵树理榜样的成功示范，以及对作家身份和大众风格的反复强调，使大多数文学工作者在审美追求上不断倾斜于民间趣味。一方面在艺术上积极地寻找与挖掘民间形式和大众语言，让活跃于民间的边缘性话语「浮出历史的地表」，承载起普及、运动、等多种功能。另一方面则从民众中汲取「新」的道德资源，使文学工作者在思想上达到脱胎换骨，用民众干净健康的思想改造知识份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是问题的一体两面，艺术上，要求大众化；思想上，必然要求工农化。关于此，丁玲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专题发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很有意味的。1936年以后，有了「到家」亲切感觉的她思想上虽然还时有偏离，写出《我在霞村的时候》、《中》、《三八节有感》等富有个人主义和启蒙色彩的作品，但延安期间的「下乡」锻炼和其后的思想改造，使她深切认识到「工农」的可亲可敬。她指出，「在现实生活中，在与广大群众生活中，在与群众一起战斗中，改造自己，洗刷一切过去属于个人的情绪，而富有群众的生活知识、斗争知识和集体主义精神的群众的感情，并且试图来表现那些已经体验到的东西。」「在……中」的排比句式指明了与工农结合的途径，「生活知识、斗争知识、集体主义的群众感情」强调的是思想上「感同身受」般的一致。她认为解放区的文艺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还远远不够，「文艺工作者还需要将自己丢弃过的或准备丢弃、必须丢弃的小资产阶级的、一切属于个人主义的骯脏东西，丢得更干净更彻底，而将已经取得的初步的改造的成果，以群众为主体，以群众利益去衡量是非，冷静的从执行政策中去处理问题的观点，以及一切为群众服务的品质，巩固起来，扩大开去，务必使自己称得起毛主席的信徒，千真不假的做一个人民的文艺工作者。56」尽管「信徒」一词过于直白、露骨，但道出的却是知识份子们甘愿做群众的小学生的真切心愿（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如延安的王实味、建国后的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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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大众化、作家的工农化从文艺政策的角度看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但从文学的生产过程来看显然要复杂得多。它不仅要求表现对象是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人物形象是普通的劳动大众和各行各业的英雄模范，而且要求表现形式是大众喜闻乐见，流传于民间，有着广泛影响的，更重要的是它直接涉及到创作主体以何种视角和情感方式去从事艺术生产。五四时期新文学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以人的解放为目标，致力于个体的自觉、国民性的批判显然是不行的，更不要说那些率真的性的苦闷、爱的渴求、生的烦恼以及现代主义的存在困惑。文学大众化要求作家抛弃自我，站在工农大众立场，做工农忠实的代言人，但工农是个复合概念，「工农」无法要求作家为他们代言，于是，中心话语作为工农利益的体现者，便代表工农对作家提出要求，要求作家在新的时代反映工农的新生活、新风貌和新道德。作家主体的个性特征被压制、忽略，他们只能以赞歌式的笔触去描绘生活、美化生活。
诗人闻捷的成名作是组诗《吐鲁番情歌》，1958年收入以《天山牧歌》命名的诗集。「序诗」中，闻捷表达了他是如何按照时代的要求努力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白天我和年轻人一起劳动，领受红漆盘托出的羊肉抓饭。月夜我听老人弹唱古今，铺一席绿草，盖一块远天。」美丽的草原、亲切的牧民、传唱不息的古今……这一切至今仍令作者久久不能释怀，以至以愉悦的心情叙述了他从思想到艺术向人民大众学习的经历。这里，不存在任何个人话语的表达愿望，它抒发的感情和对生活的描写并没有超出中心话语对生活的理解与概括，在闻捷的眼里，解放不久的新疆就实现了「人们的幸福永远注不满」，「人们有满怀欣喜长流不断」，处处都是「喷出珍珠的源泉」。这美好的一切都在诗歌镜像中映出。但这镜中之像是否真实，作者并无质询的自觉。身在牧民中的他欣喜都来不及，怎么会质询其真实性呢？他为自己笔下的景象深深感动，面对牧民、面对新生活，除了歌唱，就剩下感叹，「可是我这双笨拙的手啊，只摘下参天杨的绿叶一片」57。在吐鲁番，年轻人的爱情高尚纯真；在果子沟，生活美景有如人间天上；在博斯腾湖滨，牧民的创举感天动地。总之，生活中的一切都被诗意化、神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