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实践与反思——对一个论题的重新探讨(5)
2014-11-15 01:59
导读：另一个方面的"反思"则更加繁复深入。按照米歇尔·沃尔泽（MichaelWalzer）的说法，福科最重要的著作是对"discipline"一词的两个意思的充分展示。19"disciplin
另一个方面的"反思"则更加繁复深入。按照米歇尔·沃尔泽（MichaelWalzer）的说法，福科最重要的著作是对"discipline"一词的两个意思的充分展示。19"discipline"在西文中具有多重而又相关的含义：包括学科、学术领域、课程、纪律、严格的训练、规范准则、戒律、约束以至熏陶等。汉语中没有相对应的词能包含如此丰富的义项。古拉丁文disciplina本身已兼有知识（知识体系）和权力（孩童纪律、军纪）之义。这也是后来福科重点发挥的双重含义。20他把"学科规训"同时作为知识和权力的双重形式来看待，继而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微型技术和实践方式，是如何生产出前所未有的监视、评判和审查形式。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一书中，福科指出所有微型技术中明显和"discipline"密切相关的"／审查"（examination）制度，是现代知识权力和现代所有无微不至的规训控制方式最精粹的体现。他对规训问题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知识和权力的相互指涉关系。在福科看来，"权力-知识关系"贯穿于现代社会始终，是"现代性"最主要的标志和特征。虽然他没有直接讨论"文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问题，但不难推测它也在这种关系的宰制之下。"文学"作为现代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已经被纳入到"现代性"的整套规划之中，它的所谓"独立"，其实也是现代"权力-知识关系"双重"规训"的结果。然而，早有学者指出福科理论的最大局限是它固然对现代西方社会极具挑战性，但在权力循环的中也很容易"淹没了阶级的作用、的作用，以及抗议和反抗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21
因此，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脉络中重新检视"文学"和"规训"的关系，必须充分意识到福科理论的限度。问题之所以变得曲折和复杂，是由于现代"文学"在中国的确立，的确依赖了现代社会"规训"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还不能够完全从反面来理解。凡是熟悉"新文学"创建历史的人都知道，正是在某些被视为"规训"的事物──譬如新式的兴起、现代学科的划分、出版和传播业的渐趋发达，以及日益成熟的流通市场和职业观念，等等──共同作用下，当然还要加上理论的倡导和创作的推动，"新文学"才可能最终获得文坛的领导权。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承认，"新文学"的创建为中国人"现代经验"的表达提供了宝贵的途径，特别是在言论控制的严酷环境里，"文学"甚至要发挥保护和保存"民族记忆"的作用。一位美国的
历史学家感叹道："在，1947年以来的"台湾史的事实"，直到最近都潜藏在台湾文学而非学院
期刊和学术著作里"。22然而，从"新文学"的创制和功能来理解"规训"，并不意味着祛除了"权力"的阴影。在晚清以来的历史语境中，无论是教育体制的变化，还是知识谱系的转型，最终都是在国家的制度性实践中完成的。文学的变革也是如此。且不说这场变革的动力从根本上源自"现代民族国家"创建的需要，就其变革的标志──白话文而言，它的广泛使用和地位的确定都必须依靠国家的权威和制度性实践。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命令，要求国民学校一二年的国文，从九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国语。又令："凡照旧制编辑之国民学校国文教科书。其供第一第二两学年用者，一律作废；第三学年用书，准用至民国十年为止；第四学年用书，准用至民国十一年为止。"这道命令看似只针对初级小学，但正像胡适说的："教育制度是上下连接的，牵动一发，便可摇动全身"，这个部令造成的客观效果是："民国九年十年（1920-1921），白话公然叫国语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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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表白清楚地显示出白话跃迁至整个社会话语结构中心的背后的"权力-知识关系"。更何况，这种关系并不限于文学与国家的关联，而且不断地在文学内部复制。最明显的是"新文学"在确立自己领导权的同时，再生产了曾经以同样的方式压迫过自己的文学等级制度，它以拒斥或贬低某些文学和语言类型（比如"通俗文学"和"古文"）来保证自己的合法性。像胡适关于"国语"的构想当然是以白话为基点的，但在具体的界定和论述中他又突出了"国语"的整合功能："我们可尽量采用《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这样做去，决不用愁语言文字不够用，也决不用愁没有标准白话。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24很显然，胡适设想的"国语（标准白话）"的生成，已经包括了对今日白话、近代白话和文言（古文）诸因素的接纳。可是出于维护"新文学"的需要，同一篇文章还不断地重申"古文死了"的论断和"死文字／活文字"的对立。西方研究发生史的学者曾经指出，科学成为胜利者，不单只因为他们定义了自己为科学而其他学科不是科学，因而摄取了西方文化赋予诠释自然之士和生产真理者的认知权威，更加因为他们成功掌管了学术机关和资源。25在讨论现代"文学"在中国确立的过程中，我们同样要注意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理论和思想上的对立最终有没有转化为一种"体制性"的压迫？这种压迫不仅是针对"反对者"的，更关键的是，最终受到伤害的仍然是"文学"自身。在"体制化"的过程中，"文学"是不是正在逐渐丧失与"现实"对话的能力？作为"知识"来讲授的"文学"，是不是已经成为课堂上的标本，中国人鲜活的"现代经验"早就流失殆尽？庞大的批评阐述系统，是不是正在铸造一条文学生产流水线，丰富复杂的作品被改造得面貌统一而单调？……如果这些现象确实存在，并且不幸成为了现代中国文学的某个有机组成部分，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随着新的文学体制的创制，是不是也在内部形成了新的"权力-知识关系"？这种"关系"如何主宰了现代中国文学的走向？更需要追问的是，在权力的宰制下，"文学"还有没有"反抗"的可能？这种"反抗"会不会造就现代中国文学的"另一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