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实践与反思——对一个论题的重新探讨
2014-11-15 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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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学"之所以会在当代的文化语境中不断成为了一个需要重
一
"文学"之所以会在当代的文化语境中不断成为了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论题,恰恰是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根本不成其为"",而是被当作一个过程的结果加以接受。换句话说,人们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文学"被建构起来的语境,有意无意地遗忘了簇拥着"文学"的各种力量,有意无意地简化了由多种力量共同铸就的"文学"的复杂涵义……就这样,"文学"被还原为词典中的一个辞条,凝固成史书里的一段叙述,显形为课堂上的一种知识,它自然而然地获得了毋庸置疑的权威性,却失去了和历史鲜活的联系;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对诸种文学现象进行分类、规划和评判的标准,却丧失了与现实对话的能力。在今天,"文学"就像一只钉在画框里的蝴蝶标本,色彩斑斓却不能展翅飞翔。
然而,这不是"文学"应该具有的形象。在中国,纯粹的"文学"观念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产儿,它植根于晚清以来急剧变动的文化土壤,有一个非常明确和特殊的"创制"过程。但是,随着"文学革命"的展开并逐渐取得领导地位,另一种力图将这一历史过程"自然化"的倾向成为了主导性力量,胡适从和历史两方面强调了白话取代文言──文学革命最显著也最重要的成果──既赶上了世界文学的新潮流,又符合中国文学演变的自然趋势,他说:"夫白话之文学,不足以取富贵,不足以邀声誉,不列于文学之"正宗",而不能废绝者,岂无故哉?岂不以此为吾国文学趋势,自然如此,故不可禁遏而日以昌大耶?愚以深信此理,故又以为今日之文学,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1虽然周作人不同意胡适所谓"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唯一的目的地"的说法,但他也明确指出:"胡适之的"八不主义",也即是复活了明末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只不过又加多了西洋的各方面的思想,遂使两次运动多少有些不同了。而在根本方向上,则仍无多大差异处"。2鲁迅读到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的手稿,对他一味强调白话文学"从古到今"绵延不绝有所保留,也只是在私人信件里委婉地表示异议:"白话的生长,总当以〈新青年〉主张以后为大关键,因为态度很平正。若夫以前文豪之偶用白话入诗文者,看起来觉得和运用"僻典"有同等精神也",而对整部书稿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大稿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指示,胜于许多空理论"3……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无论是胡适的文学"进化论",还是周作人的历史"循环论",都把"历史"当作有机生命体,这并非单纯地出自修辞的需要,而是基于一种更深刻的文化策略,它用生命的"成长"和"新生"(当然也无可避免地包含着"衰败"与"死亡")来指认文言和白话、新文学和旧文学的关系,既可以抚慰新文学从传统上撕裂开来的创伤,又能够抹平这一过程留下的人为"痕迹",仿佛一切都是"自然"的一部分。
容易引起误解的是,似乎这种历史叙述预示着"新"与"旧"的握手言和,至少是不再把两者的关系视若水火,而相关的言论好像也强化了这样的印象,譬如周作人在讨论"国粹"与"欧化"的关系时(在"五四"的思想语境下,这是"新旧"关系的另一种表述)主张:"以遗传的国民性为素地,尽他本质上的可能的量去承受各方面的,使其融和沁透,合为一体,连续变化下去,造成一个永久而常新的国民性,正如人的遗传之逐代增入异分子而不失其根本的性格"。4最后一句用"人的遗传"作比喻,就是上面说的"有机论"的表现。按照当时风行的进化论,"增入异分子"是进化的关键,"遗传的国民性"则是进化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进化,优胜劣汰是题中应有之意,但以何标准来判定谁优谁劣呢?显然,周作人不认为这个标准能够从"国粹"内部产生,而只能来自"欧化"的"异分子"。根据外来影响来判定"国粹"的优劣,实际上是将"国粹"与"欧化"的对立转化为"国粹"内部的优劣对立。这条思路最大的问题在于,将"国粹"之外的评判标准高悬为评价"国粹"的不言自明的前提,使得周作人"融合"的说法显得含混暧昧。既曰"融合",当然是让"新"与"旧"进行整体性接触,从中催生出某种新的可能性来,可在他的论述中,"旧"的优劣在"融合"之前就已被界定,"融合"不再是"新旧"之间自由的接触,而是依照预先设定的程序按部就班地完成。具体到文学领域,这种叙述的意义不仅使"新文学"重建了和传统的内在关联,更重要的是显示出"新文学"无所不在的拯救力,一部分传统因与新文学的关联而获得了凤凰涅槃式的"死亡/重生"。还是周作人说的明白:"我们要整理国故,也必须凭藉现代的新学说新,才能有所成就。譬如文学,我们不可不依外国文学批评的新说……",5他已经毫不掩饰自己推崇外来标准的态度了,同时也相当明确地提示出在"文学"之前冠以"新"或"现代"字样的真实含义了:即表示一种来源于西方的、具有现代性和普世性的对"文学"的新理解。《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明明是为中国新文学找"说明的根据",周作人却不研究中国文学是如何起源的,而是一拐弯到了希腊,"从印度和希腊诸国,都可找出文学起源的说明来,现在单就希腊
戏剧的发生说一说,由此一端便可知道其他一切"。6从"中国"到"希腊",不仅因为新的对"文学"的理解,使周作人认定"希腊戏剧"才具有真正的"文学性",而且从古希腊开始追溯,表明这种"文学性"古已有之,且沿用至今,突出了它的普遍性和规范性,由此他才要强调"由此一端便可知道其他一切"。在这里,"文学"成为了一个"及物"动词,它意味着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依据特殊的标准和给定的目的,指认"什么是文学"或"什么不是文学",即用西洋文学的标准("希腊戏剧"既是这一标准的源起,又是它的典范)来规范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