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孔雀东南飞》的双重悲剧性根源
2015-05-13 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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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南
毕业
引言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陈代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我国诗歌史上的1篇杰作。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卷2称赞:“质而不俚,乱而能整,叙事如画,叙情若诉,长篇之圣也!”
历代读者1方面惊叹于《孔雀东南飞》中作者所创造的高超的艺术境界,另1方面又深深地哀怜于诗中主人公焦仲卿、刘兰芝的悲剧性人生。尤其对于焦、刘2人不幸的人生命运,读者在无限哀惋的同时,又试图探讨悲剧的根源。正如清代谭献所说,“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历代读者或者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政治需要,或者根据近代西方传入的1种新的理论、思潮,或者干脆凭着自己的主观臆断,来给《孔雀东南飞》中焦、刘2人的悲剧原因作出不同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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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无数读者在探讨焦、刘2人悲剧命运的同时,无不认为焦、刘2人的悲剧命运是缘于刘兰芝的被遣。事实确是如此,如果当初刘兰芝不被驱遣,那么也就不会出现最后夫妻的双双自杀,所以历代读者都纷纷转入探讨刘兰芝被驱遣的原因。其原因众说纷纭,仔细梳理,大概以下5种为较流行的观点:
其1,受宋明理学影响,以明末清初陈祚明为代表的明清之际1部分封
建卫道士的看法。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认为刘兰芝被遣是因为刘兰芝“礼义未至”和“未闻孝道”,而且是“母不先遣而悍然请去”的。
其2,54运动以来,受强大的反封建思潮影响,评论者普遍认为是“吃人”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1手造成的。正是这1罪恶的封建制度导致了悲剧,所以刘兰芝的自杀被赋予了1种崇高而又伟大的“反抗”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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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3,在认为封建礼教造成悲剧的同时,偶有认为是由于焦母的门第观念。其4,到了210世纪8、910年代,学术界里多了1种“大胆假设”却乏
“小心求证”精神的方法。于是为求新起见,对于刘兰芝为何被遣的原因,有人干脆以为“唯1的答案是她(刘兰芝)没有生子女。
其5,当近代西方的文艺思潮和各种思想涌入中国后,国人也开始搬西方的理论来套我们的文学,其中最惊世骇俗的莫过于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来从事文学研究。于是,有人认为由于焦母的长期守寡导致“性变态”,进而出现“俄狄浦斯情结”的倒置即“母恋子”,正是因为焦母的“恋子情结”具有不可避免的排他性,所以驱遣了刘兰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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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家观点,笔者不敢妄下断语,认为他们不正确,但也不敢完全苟同。笔者以为焦、刘2人悲剧性命运体现在诗中共有两个层面:其1,是焦、刘2人的婚姻悲剧;其2,是焦、刘2人走向毁灭的生命悲剧。所以笔者将从这两个层面来分析焦、刘2人悲剧性命运的原因,尽可能的从《孔雀东南飞》的文本和作者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结合自己所了解的1点情况提出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借叔本华的观点说:
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又有3种之别:第1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2种,由于盲目之运命者;第3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遍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
这里3种悲剧,其1即所谓小人拔乱其间的悲剧,如莎士比亚4大悲剧之1的《奥赛罗》,正是伊阿古这1小人拔乱其间,才最终使英雄奥赛罗错杀了苔丝德梦娜,导致了悲剧;其2即所谓由神的意志决定的命运悲剧,如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王1出生,神就决定了他要杀父娶母,虽然老王及王后想逃避这1神谕,俄狄浦斯王最终没有摆脱命运的安排,悲剧不得已发生了;其3即所谓自然而然的悲剧,王国维评《红楼梦》就是属于这1种:“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由这悲剧的3种论之,《孔雀东南飞》中焦、刘2人的悲剧无疑属于第3种,也是1种自然而然的悲剧,由“普遍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导致的悲剧。在前面笔者说过,焦、刘2人的悲剧有两个层面,其1是婚姻悲剧,其2是生命悲剧。婚姻悲剧的直接原因是焦母与刘兰芝之间的矛盾,这是平常的婆媳矛盾。千百年来,这种矛盾并不少见,无论在旧社会,还是在新社会。然而,正是这种矛盾导致了无数婚姻悲剧,并非焦、刘2人而已。南宋陈鹄《耆旧续闻》卷10说:“放翁先室内琴瑟甚和,然不当母夫人意,因出之。”正是唐婉“不当母夫人意”而出现了婆媳矛盾,最终导致陆、唐2人的婚姻悲剧。读陆游7105岁作的《沈园》诗2首: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梦断香消410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1泫然。
字字皆泪,7105岁的陆游这里哀叹的正是自己410年前的婚姻悲剧。
焦母、兰芝之间为什么出现矛盾呢?大概可以从彼此的性格上找出答案。从诗中看焦母是1位个性刚强的女性,因为作为1个寡妇,能将1对子女抚养成人,而且把焦仲卿培养成官府里的1名小吏,也算是出人投地,那么她多年来所受的艰辛非常人所能了解。可以想象,焦母对子女必定是很严厉的,不然不会“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和“阿母怒不止”;她对外人也是以1个要强的女性形象出现。但是,刘兰芝也是1个性格果敢的女子,婆媳双方不可避免会发生冲突。试举兰芝所抱怨的1事为例:“3日断5匹,大人故嫌迟。”在兰芝看来,也许3日5匹,已经很难得。然而众所周知,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亦官亦农、不官即农的自然经济社会,3日5匹,在焦母看来,也许还不够,倘若焦母年轻时3日所断不止5匹,或者东家贤女比兰芝织得多,她就有权利从严要求兰芝。以兰芝的性格,无法理解,也无法相让,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其2是焦、刘2人的生命悲剧,应该说这1悲剧的直接原因是刘兄“逼”嫁,根本的诱因是焦仲卿性格中的“叛逆”。对刘兄的“逼”嫁,中国封建社会的婚姻是以经济均衡为基础的,既然焦母已打破了这种均衡,而在先有婚姻而后有爱情或者根本就不会有爱情仅有义务的社会里,刘兄作为焦、刘2人爱情的旁观者,他的头脑自然比较清醒与冷静,他不会对现实抱1丝幻想,所以“逼”嫁。这种行为从1定意义上讲,加速了焦、刘2人的生命悲剧,然而这决不是刘兄的本意。实际上,焦、刘2人的生命悲剧根本原因是焦仲卿性格中自始至终的“叛逆”。焦仲卿并非性格比较软弱者,持此论者,似乎忘记了他有“上堂启阿母”惹得阿母“槌床便大怒”的勇气。仲卿的“背叛”,并非是在最后死的关头才显露的,从1开始他就站在兰芝1边。《论语·为政篇》说:“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大戴礼记·本命》说:“不顺父母,出。”《礼记·内则》说:“子妇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又说:“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马尽然,而况人乎?”从仲卿所作所为看,这些孝行礼节似乎都没有,1则上堂激怒阿母,再则背母许诺其妻:“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3则对阿母所爱之“东家贤女”并不感兴趣,始终爱着妻子,最后以死殉情。从礼教角度,这叫做“大逆不道”。论者以兰芝“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认为兰芝果断而死,相反仲卿“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为犹豫不决而死,殊不知这也是人之常情,1则仲卿有寡母弱妹,“令母在后单”,于心何忍?再则也是由于男女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同。
焦仲卿之所以有如此言行,与他所生活的时代密切相关的。《孔雀东南飞》小序称“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等等,说明这1悲剧发生在建安年间。在历史上,建安时代相对儒家思想来说,1种新的背离于儒家思想的思想开始出现。由当时的政治领袖曹操历次求贤令可见1斑:
中国大学排名 建安8年5月庚申令:
……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
建安105年春,又令:
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23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建安109年102月乙未,令: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
建安2102年秋8月,又令:
昔……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3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同时在当时文坛中,作为“建安7子”中年纪最长的孔融有这样1种言行:
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
德行孝义似乎不重要了,“不仁不孝”也没有关系,只有“功能”与“才”才是至关重要的。李泽厚《美的历程》认为,“从东汉未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内的追求是与外的否定联在1起,人的觉醒是在对旧传统旧信仰旧价值旧习风的破坏、对抗和怀疑中取得的。……与儒
家教义显然不相容,是对抗着的,曹氏父子破坏了东汉重节操伦常的价值标准。”作为小官僚的焦仲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爱情与孝道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他舍弃、背叛孝道,将爱情与生命结合在1起则很正常的。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有人说,悲剧是冲突的各方在彼此的理想无法调和情况下的解决方式。也许《孔雀东南飞》中各个人物的理想发生了冲突而又不可调和,于是在自然而然的情况下,以焦、刘2人的死为解决方式,这也就发生了1曲感动千古、至今令人读之荡气回肠、思之哽咽的悲剧。(枞阳县钱桥中学 陈玉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