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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学审美形式论学毕业论文(6)

2015-07-11 01:12

　　之所以在“五四”时期出现美学上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时代是跟“五四”时代的文化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五四”时代的文化的革命和西方以尼采、弗洛伊德等为代表的非理性有着直接的渊源，它切断了中国哲学的理性主义、伦理中心、社会中心，而以个体、感性、生命为中心，在文化上带来了一个由伦理本位文化向感性本位文化的转向，使得审美上产生了以群体、理性为中心的美学向着以个体、感性为中心的美学的转型。这一转向的哲学基础来自于“五四”思想的反儒家传统，“五四”文学美学的基本潮流是反理性主义的感性主义、个性主义，在“五四”一代小说家中尼采、叔本华、柏格森、弗洛伊德的名字要比任何中国传统的思想家响亮得多，人们将美的本质等同于“自我”的生命、心灵、欲望、人格、情感等等，这是一种与儒家传统伦理主义美学完全不同的美学思潮。郭沫若以他特有的诗的声调说：“我要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湘累》），成仿吾说：“文学始终是以情感为生命的，情感便是它的终始”（《文学与同情》）……从某个角度讲“五四”作家都是一些个人主义者、感情至上者，是一些率性而为以生命律动的形式作为文学创作的形式的人，“五四”文学文体的自由解放可以说原因正在于此。

　　用一句话来归结“五四”文学在审美形式上的革命性我们可以说：群体性文学的消解和个体性文学的诞生。这首先是指作家在思维方式上的变化，过去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世界，建立的是一种客体思维，现在作家强调的是“我”在世界中，若“我”不在世界中，那么“世界”就没有意义，过去那种全知全能的客观型叙述人消亡了，叙述人不再是超脱于事件之外的冷观者、宣教者、审判者，而是事件的参与者、故事中的行动者。他是普通的，是一个“我”，个体的人。“五四”个体性文学时代的小说叙述人是角色化的。例如郁达夫的《沉沦》，小说中只有“我”的视角，小说展现的首先是我，我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我眼里的世界。

　　“五四”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审美风格的诞生不仅以个体叙述人为主要特征的，更本质的是这个个体的叙述人是感性的身体的人而不是伦理的灵魂的人。以“我”为视角在旧文学中也有，不过在那里“我”只是观察世界的窗口，而不是本体意义上的世界之所以有意义的基础，这个“我”也常常是理念化的评判者，在这个“我”的后面隐现的是“我们”，也就是说，群体性文学中的“我”其实是隐身的“我们”。而个体性文学正是在这一点上构成了与群体性文学的又一个对立。个体性文学的一个特征就是感性的优先地位的确立，在感性世界和理念世界的对立中个体性文学的作家无一例外地选择感性世界，作家首先认定自己是独立个体，然后再把自己的个人的经验世界呈现出来，这是一种身体的哲学，它确认人的身体的经历的正当性，身体的法则是私人性的、非理性的、欲望化的，它同我们过去所重视的灵魂的法则是对立的，灵魂的法则是禁欲的、理性的、伦理的。过去的哲学基本上都是灵魂哲学，几乎都在终点上将自己归结为伦，而个体性文化时代的哲学是身体的哲学，是对以往一切灵魂哲学传统的一个颠覆，个体性写作的时代作家对自己的身体是肯定的，郁达夫有一篇小说的名字叫《胃病》[8]，这种以身体的名义给小说起名的方式并不是随意的，它暗示了郁达夫作为“五四”作家对身体的意义的一种崭新的认识，是有相当深邃的思考在的，我可以说他的这一小说名蕴含着某种整体性的暗示。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不在是作为美和善的化身也就是说不再是作为灵魂存在而是作为一个身体存在进入叙述的，作品中伸张的是人作为身体的存在的“孤冷与可怜”，小说中讲到：“我呆呆地睡了一忽，总觉得孤冷和可怜”，不要以为这种孤冷和可怜是精神上的，因为作家是从身体上来讲述这种体验的。作品中写：“那一天晚上我们又讲了许多将来的话，我觉得我的病立即地减轻了。”这里精神上的愉悦是用“病减轻了”这样的词汇来作形容词的，细读这篇小说，我们很容易地就会发现这是一种身体中心的叙述，整个小说都以主人公的身体的态势为中心，精神的孤冷、可怜、寂寞、愉快只是身体上的“疲倦、病发、病好些”的形容性说法。主人公是以身体的人的方式显身于小说的叙事的。同样这种情况也出现在郁达夫的《银灰色的死》、《沉沦》等作品中，作品中的悲观主义是身体的悲观主义，作品中的痛苦是身体的痛苦，作品的绝望是身体的绝望。再让我们来看看鲁迅的小说吧。他的小说是如何地被那么多的人说得复杂迷离呀，但是有一点人们似乎没有重视，那就是鲁迅小说的身体主义策略：在鲁迅的小说中国民性的批判首先是身体的批判，想一想鲁迅笔下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等等人物难道不是首先作为残缺的失败了的身体形式进入我们的视野的吗？鲁迅的厌恶首先是这种身体上的对国人的厌恶，鲁迅的同情首先是对国人的这种身体上的同情，鲁迅小说给我们的记忆也首先是这种对身体的颓败形式的极端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