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来说，中西方关系构成了其(2)
2013-08-21 01:08
导读：中国现代文学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主要是指中国向西方学习，从外在形式上和内在精神上借鉴和模仿西方文学。但不论是借鉴还是模仿，直接面对的都不
中国现代文学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主要是指中国向西方学习，从外在形式上和内在精神上借鉴和模仿西方文学。但不论是借鉴还是模仿，直接面对的都不是原语外国文学，而是翻译文学。究竟是原语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影响还是译语外国文学即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影响，这是有本质性区别的。从根本上，原语外国文学不同于译语外国文学。④翻译虽然根源于原语外国文学，没有外国文学就没有翻译文学，译语外国文学依赖于原语外国文学，但翻译文学有新的根，即译语以及深藏或者说积淀在语言中的本土文学传统和文化背景。
文字翻译在语言的转换过程中，语言背后所潜藏的艺术精神、文化精神以及文学意味、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等也同语言一道潜移到外国文学中去。所以，文学翻译从根本上不同于科技翻译和日常交际翻译⑨，它不是“等值”或“等效”性质的语言转换，而从根本上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对话，两种艺术之间的对话，是一种创造性活动。
关于翻译，传统的观点认为，翻译就是把一种语言所具有的内容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现代翻译学已经充分证明，文学翻译不是原封不动地把一种语言的文学内容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翻译文学必然有所“归化”，即本土化、民族化。具体于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来说，外国文学一经翻译便脱离了原语的语境以及相应的文化背景而进入了汉语语境以及相应的中国文化背景，这样，翻译文学就不再是纯粹的外国文学，不论是在语言的性质上还是在文学的性质上以及文化的性质上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具有汉语性和中国性或者说民族性。从文本的角度来说，它是汉语形态，从外在形式上来看，翻译文学更像是中国文学而不是外国文学。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说，深层的汉语言以及汉文化、汉文学深深地影响我们对翻译文学的理解和欣赏。我们总是用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学经验去理解它，阅读它，我们时时都能意识到翻译文学作品是外国文学，但同时我们又感觉到它像中国文学，好像外国人就是在用汉语写作，就是在用汉语进行表达。从阅读的角度来说，我们更多地是接受中文所传达的信息，我们觉得好或者不好常常与中文的表达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陈平原曾详细地考察了晚清科普读物和科学小说中有关“飞车”的形象和观念。㈤现在看来，晚清的这些描述和评论简直令人啼笑皆非，但当时，这些介绍和议论却是“一本正经”
的，读的人也丝毫不觉得好笑。我们觉得好笑，是因为我们站在今天的科学和文化本位立场来看，这些描述充满了误解，而议论则多为臆测且缺乏应有的文化警惕性。但这些误解和臆测具有它自身的历史和文化根据，“飞车”作为一种全新事物是中国从未有过的，在当时的知识和文化背景下，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中国古代的“腾云驾雾”、“列子御风而行”、“奇肱国飞车”
并作相应的比附。西方的科学传进中国而变成了神话甚至于迷信，是已有的文化从根本上限制了人们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
夏晓虹详细考察了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在晚清的误读过程，认为：“因误译而造成的误读，得到的却是正解与正果。”
其实，所谓“误译”和“误读”，本质上是文化使然，是观念使然，是有意为之。今天看来是误译与误读，但当时的译者和读者却并不这样认为，支持他们的是另一种翻译观和翻译标准。
钱钟书曾谈到林纾翻译小说的“讹误”问题， 分析非常精彩。
虽然钱先生百般为林纾辩解，但从我们有关翻译本质观的反省的立场来看，钱先生对林纾恐怕还是过于苛求了。中国现代翻译是从晚清走过来的，晚清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翻译标准，翻译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具有丰富的可能性。在中国近现代翻译刚刚起步，翻译向何处去，如何建立起翻译的标准等一切都还未定时，林纾的翻译恐怕更体现了一种对翻译及翻译标准的探索。用现代的翻译观和翻译标准去衡量，林纾的翻译的确“讹误”很多，但问题是现代翻译观和翻译标准本质上也是假设和历史建构，并没有充分的学理根据。换一种翻译观和翻译标准，林纾的“讹误”可能恰恰是“正解”。也许在后人看来，我们今天的非常标准和“准确”的翻译同样充满了误解与误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