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来说，中西方关系构成了其(3)
2013-08-21 01:08
导读：所以，在文化、知识的差异性和翻译的对等性与互译性难以成立的意义上，“讹误”恐怕是翻译的固有特征，是翻译作为概念的题中应有之意。这样，把外
所以，在文化、知识的差异性和翻译的对等性与互译性难以成立的意义上，“讹误”恐怕是翻译的固有特征，是翻译作为概念的题中应有之意。这样，把外国诗歌翻译成中国的唐诗、宋词和汉乐府，把外国的小说翻译成中国古代的说书、传奇和章回小说，就不能看做是不适当。
由于跨时间、跨空间、跨文化、跨语言，对于文学来说，翻译和原文在价值和功能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一点，中外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已经予以充分的证明。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不同的语言体系形成相应的文化系统，整个民族和国家文学作为一个系统构成了文化系统的子系统，其功能和价值与整个文化系统有密切的关系，把某一部作品从其文学系统或者更为宽广的文化系统中独立出来而置于另一文学和文化系统中，其性质和意义都会发生变化。结构主义认为，作品中每一个词都与同一作品中其他语言成分发生共时性联系，又与体现同一文学标准的其他作品中的词发生历时性关系。具体对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来说，把西方文学作品翻译成汉语，实际上是割断了外国语言之问的词与词、词与语篇之间的联系，割断了其语言与其文化之问的内在的联系，打破了具体作品语言和文学的整体性，打破了具体作品的语言和整个民族语言以及具体文学作品和整个民族文学作品之问的统一性。同时，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成汉语时，由于语言的变化，它有了新的具体作品中的词与词、词与语篇、具体翻译作品的语言与整个汉语体系、具体翻译文学与整个中国文学类型之问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庞德认为思想几乎不能翻译，或者不能照译，因为如果你真正搞清楚了原作者的思想状况，你可能就找不到相应的词语来翻译了。
图里认为：“没有哪篇译文能完全被目标文化接受，因为译文总会给系统带来新的信息以及陌生的形式；也没有哪篇译文能跟原文完全一致，因为文化准则总会使原文文本结构发生迁移。” 波波维奇认为，“由于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审美价值上的内在差异，翻译过程中意义丢失、增加或变化都是不可避免的。”㈣韦斯坦因说：“在翻译的过程中，一些重要的(甚至可以说决定性的)因素——我们不妨称之为‘真实性’、‘气氛’或‘情调’——总是几乎要失掉。” 所以美国翻译家弗罗斯特说：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诗就是在翻译时从散文和韵文中消失的东西。” 解构主义则认为，文本是一个开放的，不完整的体系，没有终极意义，对原作也没有一个绝对的理解，所谓把原作完全弄清楚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就是在语内也存在着多重意义，多种解读，翻译之后其意义更加丰富，任何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都不可能穷尽其可能的意义。
在这一意义上，翻译文学与原语文学有质的区别，翻译文学实际上具有双重性，即原语性与译语性，具体对于中国翻译文学来说，它既具有外国文学性，又具有中国文学性。而于“中国性”来说，又由于时间的不同，性质也存在着差别，总体上来说，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具有“古代性”，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具有“现代性”。 所以，文学翻译与科技翻译和日常交际翻译具有根本的不同，它不是技术，不能通过技术的方式予以解决，而本质上是跨文化性质的文学交流、文化交流，具有强烈的人文性。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具有一般文学的普遍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创造性。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一样，也是一种创造，郭沫若说：“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难。” 费尔斯蒂纳认为，真正译诗是不可能的，诗歌翻译实际上是用第二种语言创作一首新诗，“诗歌翻译是双重性的活动——既是批评性的，也是创造性的。” 斯坦纳说：
“所有的理解同时也是误解，所有的思维与情感上的共识也同样只是歧见。” 所谓“误解”、“歧见”，其实是传统翻译工具观的一种观念，从现代翻译文化观的角度来看，所谓“误解”、“歧见”，恰恰是一种创造。谢天振从文化交流学、诠释学、接受学等不同的角度，列举了大量的翻译事实和理论根据，证明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已经取得了相同的意义，文学翻译也已显而易见不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文学翻译家所考虑的问题已经超出了原作文本的语言问题的框框，他所思考的很多问题许多已经进入了作家的创作领域。”“翻译的创造性质还是有所不同，它属于二度创造，即再创造。’’⑥正是在翻译文学的创造性更准确地说是二度创造的性质上，翻译文学在中西文学交流主要是在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中具有中介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