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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来说，中西方关系构成了其(5)

2013-08-21 01:08
　　在这一意义上，外国文学是否能对中国文学发生影响以及如何影响，这与本国的文学状况有密切的关系。佐哈尔认为，“翻译作品与多元体系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分为或主或次，而是可变的，这取决于在文学系统内部运作的特定条件”，他认为有三种使翻译处于主要地位的社会条件。“第一，当一种文学还处于‘幼稚期’或处于建立过程中时；第二，当一种文学处于‘外围’状态或处于‘弱小’状态时；第三，当一种文学正经历某种‘危机’或转折时”0⑥相比较而言，当今中国文学在类型和特征上都保持相对的稳定，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相对就小些；而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和文学都处于转型时期，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相对就大些。事实上，西方文学的影响对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就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史的情况来看，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中国的接受始终具有主动性，在西方影响大的作品在中国不一定就影响大，在西方是经典的作品在中国不一定就是经典；翻译得好不一定就影响大，翻译得不好不一定影响就小，翻译的质量与影响之间往往并不构成比例关系。
　　这样，接受和影响就表现为一种复杂的关系。过去，我们只重视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而忽视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接受，这是相当偏颇的。其实，所谓“影响研究”的“影响”
　　只是一个视角，在“影响”一词的背后潜藏着某种目的和价值取向，但就过程而言，“影响”其实仍然是一个双向的对话活动，一方面是西方文学的输出，一方面是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接受，并且这两个方面是复杂地纠合在一起的，如何输出影响如何接受，如何接受影响如何输出。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即一方面西方文学作为异质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其结果是造成中国文学的西化或者“异化”；另一方面则中国文学以一种强大的力量对西方文学在性质上的影响，其结果是造成西方文学的同化或者“归化”。 而不论是“异化”
　　还是“归化”，它都是通过翻译文学实现的，也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完成的。所以，研究翻译文学，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其形成的过程以及内在的精神品质，具有认识论上的比附性。
　　就西方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来说，影响是非常内在的。是否受影响，不能从表面上的相像或者不相像来进行判断。有的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在表现形式、创作方法、风格以及艺术精神上和西方的某个作家的作品都非常相似，但实际上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或者至少没有明显的影响或被影响的关系；相反，有的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在表现形式、创作方法、风格以及艺术精神上和西方的某个作家的作品相距很远，但从写作的实际情况来看，直接影响却很深。
　　同时，影响又是非常深层的。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既表现在直接的对艺术手法、创作方法以及结构、情节等的模仿、借鉴、学习等方面，又表现在深层的文学精神的影响上。
　　精神的东西很多时候是不露痕迹的，有时连作家本人也未必意识到了。我们常常说某作家受了某作家或某思潮的影响，大多是根据作品的比较而得出的结论，相像就说是受了影响。其实这是非常肤浅的，并且很不准确。只有三流的作家才会在学习和借鉴中留下非常相像的痕迹，大作家的影响常常是无迹可求的。有的非常相像，但并不存在借鉴关系，有的受影响很深，但却一点也不相像。真正研究影响关系，作家受教育的情况、阅读的情况是重要的根据，要利用传记材料才能弄得比较清楚。
　　当今的比较研究在这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缺陷。所以，根据作品的表象来研究影响关系，其实是不得要领的，也是困难的，其中有很多假相。在这一意义上，我们非常强调现代文学研究的比较意识，强调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角度去研究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强调“比较研究”、“影响研究”和“中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