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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来说，中西方关系构成了其(4)

2013-08-21 01:08
　　根据这样一种对于文学翻译的性质以及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的性质的基本认识，我认为，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所谓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其实是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翻译文学的复杂性既是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复杂性的原因，又是表症，中国现代文学在特征、品格和性质上都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在“忠实”与“变异”、传达与创造的双重运作中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有关。所谓中国现代文学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根本上是指中国现代文学接受西方文学，但中国人接受的不是原语的西方文学，而是汉语的西方文学即翻译文学，在这里，就接受而言，翻译文学实际上扮演的是中介者的角色，中国文学向西方文学学习，就是通过这种中介而发生了质的变化，从而既西化、现代化，又中国化、民族化。中国文学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是通过翻译文学作为中介而实现的，是通过接受翻译文学而实现的。正如谢天振说：“在任何国家里都有一个能阅读原文作品的读者群，然而，外国文学的影响却不是通过这批读者产生的，也不是通过其本身直接产生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仍然需要借助翻译才能产生。” 翻译文学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即对读者的影响与对作者的影响，也就是说，读者主要是通过翻译文学而了解和接受外国文学，作家主要是通过翻译文学而了解和接受外国文学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
　　不论是从作家创作的角度来说还是从一般读者接受的角度来说，影响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到文化背景、语言体系等深层次的问题。在读者这一层面，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影响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读者选择和接受的主动性以及潜藏在这种个体主动性后面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主动性。读者的阅读是整个文学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文学阅读和接受对文学创作具有很大的制约性，这是现代阅读学的基本理论。
　　具体于中国近现代来说，中国读者对西方文学的接受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也有一个逐渐改造其性质的过程，也就是说，从接受的角度来说，西方文学在中国实际上是在一种“中国化”
　　与“西方化”的双向价值取向中运作的。对于长期浸染在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中的中国读者来说，对于完全陌生化的西方文学，大多数人都难以理解，即使能够理解，也难以接受。所以，鲁迅和周作人早年译的《域外小说集》，在今天看来，明显比同时期的文学翻译要准确，更接近西方的文学形式与文学精神，但这部上下两册的翻译短篇小说集最初却只销售了20多册。林纾本人不懂外文，但他却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小说，并且红极一时，广受欢迎，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对中国现代文学也具有深远的影响。严复的名译《天演论》现在看来有很多问题，仅从翻译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来说，远不及他后来翻译的《群学肄言》、《原富》、《群已权界论》等，但就影响来说，《群学肄言》、《原富》、《群已权界论》等根本没法和《天演论》相提并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西方文学是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学完全不同的文学，即异质的文学，中国读者对西方文化和文学的了解与理解有一个过程，在这种了解与理解的过程中逐渐适应其精神方式和表达方式。另一方面，中国读者由于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思维习惯，又总是用中国的方式去选择、理解和欣赏西方文学，西方文学在中国语境中的西方性又不完全由西方文学本身决定，接受的因素在其中也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
　　中国文学接受西方文学是通过翻译文学作为中介实现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包括一般读者和作家就不阅读原文，不直接受原语外国文学的影响，恰恰相反，任何时候都有一批能够读原著的读者和作家，并且这种阅读对于外来文学的传播和对本土文学的影响都具有直接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人阅读原语外国文学作品与外国人阅读原语外国文学作品是有本质不同的，不同的根源就在于语言、文化身份、文学意识和知识背景的不同，中国人总是以汉语的思维方式，以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习惯去理解和解读外国文学，所以，翻译文学始终以一种无形的方式起着潜在的作用。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他们阅读原文，以最直接的方式感受和理解外国文学，但在汉语语境中，外国文学作为一种形态，它的接受最终要以有形或无形的中文和中国文学的方式而存在。就创作的现实而言，作家阅读原语外国文学，直接受原语文学的影响，但作家要把他所接受的影响在创作上表达出来，他必须把他所接受的外国文学方式在写作过程中转化为中国文学的方式，作家的接受意识在深层上仍然是中国文学的。所以，直接读原著并不意味着不受翻译的影响，语境以及文化背景等从深层上规定了影响和接受是以翻译作为中介而实现的，接受的中文方式或者表述的中文方式始终是隐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