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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生命的“呐喊”：曹操高亢悲歌中的孤独意识与文学审美观
曹操是建安诗风的开创者，由此而深远影响了一代诗人，奠定了建安文学风骨遒劲的基础。在艺术创作手法上，曹操不沿袭诗歌旧途，直接向汉乐府学习，而又不受其古题古意的束缚，汲取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所写皆目睹亲历、身体实感，正如陈祚明所论：“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故其跌宕悲凉，独臻超越”。[29]在“建安七子”中，像文若春华、思若涌泉的王粲，真骨凌霜、高风跨俗的刘桢，章表檄文、繁富激昂的陈琳等，其诗歌创作都与曹操十分接近。
曹操对文学艺术是非常重视的。这首先表现在他的文学艺术修养上。曹丕在《典论•自叙》中云：“上（指曹操）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而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曹植《武帝诔》亦云“躬著雅颂，被之瑟琴”。其次，曹操对文学艺术的重视还表现在其招揽、重用具有文学艺术才干者方面。曹操自己对文学艺术有浓厚的兴趣，因而他对文学之士、多才多艺者分外厚爱，致使独步于汉南的王粲、鹰扬于河朔的陈琳、擅名于青土的徐干、振藻于海隅的刘桢、发迹于大魏的应瑒等四方文士等纷纷投奔他而来，形成了百川归海之势。在曹操的积极倡导与支持下，这些文人（包括曹丕、曹植在内）交往甚稔，常常是“行则连舆，止则接席”，“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30]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邺下文人集团。曹操虽然没有参与其中的活动，但曹操实际就是邺下文人集团的领袖和组织者。这个文学集团的出现，有利于当时文学的创作与发展。曹操宠爱曹植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由于曹植富有文学才华。由于曹操如此重视文学艺术致使建安文学出现了勃兴的局面。作为统治者的曹操的正确政策和策略直接推动着建安时代的文学发展和理论成果的风盛。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曹操之所以如此重视文学艺术，与其张扬生命意识的文学审美观密切相关。曹操雄才伟略，纵横乱世，一生戎马倥偬，其诗触物感兴，诗思奔泻，气志至而笔舌随，是完全纯粹的情感迸发。但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给曹操提供完成更大的文学理论建树的条件。有关曹操的文艺思想材料，流传下来的甚少，即使有也只是“论赋嫌于积韵”之类的意见。为此，我们只能从前人引用的有关曹操文艺思想方面的资料和他的文学艺术修养及其创作倾向、创作实践等方面来对其张扬生命意识的文学审美观和文学思想进行探讨。
一、文学是张扬生命孤独意识的独特形态。
曹操的孤独意识是生命意识觉醒之后意识到人生的短暂和个体的孤独，而对生命价值的深刻反思和执着探求。曹操借文学这一独特形态张扬生命的孤独意识，因而成就了他那充满悲怆，充满孤愤，同时也充满斗争精神，千百年来震撼着无数心灵的慷慨诗吟和高亢悲歌。曹操生命中的孤独意识成分是使他成为一代叱咤风云的乱世英雄，一位“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息鞍披览投戈吟咏”的马上诗人的内驱力。作为马上诗人，他的作品没有一般文人的无病呻吟和矫揉造作，而是直接触及那个时代所普遍感受到的社会人生问题，把沉重的社会灾难所激活的强烈的生命意识，化作追求崇高的人生理想和生命价值的巨大动力，表现出对生命及自身存在的肯定。曹操为百姓的苦难，为天下的统一，在用生命悲怆而孤独地呐喊。这种生命的呐喊也是峥嵘崛起的民族精魂的悲壮呼唤。
孤独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曹操作为盖世英雄，文韬武略，自有比起一般人更为明确而强烈的孤独意识。早在憧憬未来的青少年时期曹操就已萌发孤独意识。曹操家世地位卑微，出身于阉宦曹腾之家。在曹操生活的重门阀的传统文化环境中，他要经常面对他人的轻侮、谩骂和攻击。陈琳《为袁绍檄豫州》中辱骂曹操为“赘阉遗丑”，就是社会对曹操出身的谩骂与攻击的一个缩影。作为“自古而耻之”的太监的后代，曹操有极深极强的自卑感与屈辱感。《善哉行》之二就抒发了自己“薄枯”“孤苦”的感受：“自惜身薄枯，夙贱罹孤苦”。曹操此时的孤独意识主要由孤苦无依的个人身世而引发，尚属表层而稍显肤浅。曹操不甘于这种由家世所决定的屈辱地位，为了确证和实现自我一己的出众之才，求得社会对自己非凡的生命价值的承认和肯定，他尽力超越自我、超越他人，终于乱世群雄之中独领风骚。曹操的孤独意识有对自己卑微孤苦的出身的感伤，更有对生命短暂、对生与死的强烈感受和慨叹。王瑶先生说：“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30]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强烈感受是生命意识觉醒的标志。同所有具备自我意识的心灵一样，在面对几不可知的茫茫宇宙，在感叹生命短暂、人生如寄时，曹操由充盈于内的生命意识而衍了时间的紧迫感、生命的焦灼感，并由此产生带有人类普遍性的孤独感。其堪称压卷之作的《短歌行》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几句就唱出了这种人生有限、生命易逝的无限感慨和作为人的普遍的孤独。李泽厚先生认为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是这个时代的典型音调，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着，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欲求和留恋。”[31][p90-91]曹操的孤独意识除了体现在作为人的普遍的孤独即“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还更高的层面上表现为作为英雄的孤独即“忧世不治”的忧虑上。曹操是一位“鞭挞宇内”的“超世之杰”，因而他的孤独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孤独，是意气风发、有所作为的以天下为关注对象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吞吐日月、囊括四海式的英雄的孤独，与其终一生而不变的统一天下的英雄情结息息相关，而绝非一般人的那种凄凄惨惨戚戚的向隅而泣式的个人的缠绵感伤。曹操一代枭雄，横槊船头、扣舷长啸，《短歌行》中有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月明星稀”等句，表达了他欲成就统一天下的大业而没有众贤辅佐，求才而不得的焦虑、孤独心态。他虽多次下求贤令，打破传统的人才、用人观点，“唯才是举”，“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他自己始终如同一轮能给世界带来光明的明月高挂中天，只有“月明星稀”，却没有形成“众星拱月”的局面，因而也就成了孤月。曹操晚年创作的不少游仙诗，也表现出由曹操生命意识而衍生出来的孤独意识。游仙心态追求一种精神超脱和生命超越，其高蹈世外、遗世神游所顾眷和企慕的是一种绝对理想化的迷离倘恍的人生之境。表现游仙心态的作品借助蓬莱、昆仑等虚幻之境表现诗人超越生命痛苦，享受生命本然欢乐的愿望，是诗人执着于人生信念、渴望实现人生价值的心态的曲折显露，是诗人理想难酬、身心苦痛的折光，表现出强烈的生存欲求，是诗人生命意识的逆向张扬。《精列》云：“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何为怀此忧”；“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秋胡行》云：“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不戚年往，忧世不治。”桑榆暮景之年的诗人功业难就的忧患日益深刻无法排遣。曹操以人生有尽为意识基点，却又希望以成仙否定有尽的人生，进入无所终穷的人生天地，在力图实现而又不可能实现之间，加剧了生存的无奈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