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生命意识与文学审美观(6)
2013-07-09 01:11
导读：二、文学作品中的气是作家生命精神的寓托的文气说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还提出文以气为主的文气说。从文气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曹丕对生命意识的刻
二、文学作品中的“气”是作家生命精神的寓托的“文气说”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还提出“文以气为主”的“文气说”。从“文气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曹丕对生命意识的刻意张扬。文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弟子。”他明确地把文看作个体人的精神气质的表现，具有个体性、独特性、先天性的特点，以人气论文气，首开以气论文的先河。文学上的“气”乃是作家的气质、品格、性情等生命内蕴在作品中的生动展现，是作家生命精神的寓托。作品的风格表现决定于作者本身的生命才性。曹丕因此创造了“气”这一文学批评的特殊概念。曹丕评论刘桢“贞骨凌霜”的刚正性格，发而为文形成“壮而不密”的风格特征；孔融为人疏狂傲诞，有失谨重，其文章就显出“理不胜辞”“杂以嘲戏”的特点。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通篇讲作品文气与作者气质之间关系的问题，他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其与曹丕的观点颇多相似，都是由作家个性气质进而论及作品的风貌。曹丕的“文气说”是有其哲学渊源的。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气是指化生天地万物的最细微而流动的物质，是生命力的表现。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45]庄子道：“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而为死。……故曰是生成宇宙万物的原质和动力通天下一气耳。”[46]气是万物的本源，存在于万物之中，成为事物的生命力。中国古典美学与气论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受气论的深刻影响，中国艺术家在借助一定的物质手段或通过一定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对宇宙生机永恒、生命长存的体悟和感受时，总是孜孜不倦地追求表现天地万物的生机活力，纵情讴歌变化不止源源不断的宇宙生命力。中国古典美学讲究旨在深刻表现宇宙生机和人生真谛的艺术意境就是这种精神的核心和最高境界。曹丕的“文气说”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生命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曹丕以人气论文气，首开以气论文之先河，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由此形成了由人及文地评价艺术作品的基本传统。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这种由评人而转入评文的理论批评方法，十分注重人的内在精神与文的外在风格之间的本质联系。因此中国古代文论常用“气韵” “风气”“风骨”等概念来描述文学作品的风格特征。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三、文学是生命永存的附丽的“诗赋欲丽”主张
前面我们已论及曹丕的文学创作能使个体生命得以不朽的文学价值观。正是在这种文学价值观的影响下，曹丕把文学创作的意义和价值视为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文学创作的意义和价值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就是他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实现。而文学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正如孔子所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光有内容美而没有形式美的文学作品是不可能流传久远的，文学创作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也很难实现，创作者寄托其中的生命意义和价值自然也无法实现。曹丕面对生命终极之忧和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叩问，不仅寻找到了文学这一能使生命得以不朽的形式，而且还认识到了文学这一形式的特殊属性，因而在其《典论•论文》中提出了“诗赋欲丽”的理论主张，视文学为生命永存的附丽，倡导形式美的创造和文学笔触的柔丽华美。“丽”即美，“诗赋”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只有做到“丽”，也就是讲求形式创造的技巧，追求辞藻的华美，充分表现出文学的审美特性，才能为读者所接受，并受到读者的喜欢和传播。文学创作的意义和价值也因此才能得以实现，创作者的声名也才能为人所熟知并流传不朽。因为崇尚“诗言志”及讽世劝谕准则的文学理论传统，故前代论诗赋，大多强调其政教功用，较少谈及或避而不谈甚至干脆否定其审美特质。曹丕越过义礼教化的限阀，提出“诗赋欲丽”，保卫了文学的独立性，使文学不再沦为经学的附庸，而成为反映个体生命意识觉醒的形式。曹丕的文学创作讲究句式的工整、词语的雅炼，追求纯艺术技巧，表现情感细腻婉约，显露出绮丽华靡的文学本色，正是对“诗赋欲丽”这一文学思想的实践。在曹丕的倡导下，建安中期以后的诗歌更多地致力于个人情感的抒发，更多地体现出文士的个性、更多地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于是，出现了大量的如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所述：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之作。这些作品并非是沉沦于感官享受的一种表现，而是珍视生命的另一种表现。文学创作在曹丕等人那里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生活内容和自我表现方式，成为他们抒发个人情怀和心灵悲欢的重要凭藉，更成为追求珍视生命追求不朽的重要寄托。
（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悲”：曹植生命的悲剧意识与文学审美观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曹植的一生是不幸的，其政治理想屡遭挫折，失去了政治的王冠；但他的一生又是幸运的，凭借其杰出的才华和坎坷的人生经历，他在诗坛获得了千古不朽的无冕之王的桂冠。曹植一生的理想、风流和悲欢都升华成了诗。诗也因此成为他生命价值最重要的追求和寄托，成为对人生痛苦的宣泄和补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作为创作实践之升华的张扬生命意识的文学审美观。
一、文学是生命价值最重要的追求和寄托。
曹植和曹操一样有着拯时济世的远大理想和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和曹丕一样有着“立言”以求“不朽”实现人生价值的典型的文人心态，但更有热情执着、兀傲不屈的个性气质和坎坷不平的人生遭际。生命时间的转瞬即逝，现实的悲惨遭际，执着的理想追求，生命价值的无径可展，使曹植产生了激越奋发、不可遏制的生命的悲剧意识。生命意识觉醒后的曹丕试图用“不朽”的精神去超越死亡的牢笼，并最终以文学作为其生命价值最重要的追求和寄托，以“立言”求得了生命的“不朽”。“戮力上国，流惠下民”[47] 于沙场或国事中建不朽之功业是曹植早年的政治理想。他早期的代表作《白马篇》塑造了一个勇敢机智、为国献身、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这个形象，正是曹植本人自我形象的体现。曹植正是通过对游侠儿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赞颂，抒发自己为国建功立业的理想和抱负。这是曹植一生矢志不渝所执着追求的生命理想，也是建安名士奋发有为的慷慨所在。这种强烈的功名心出于其追求精神“不朽”的生命观和奋发有为的人生价值观。由于深受原始儒家“三不朽”的道德伦理价值生命观的影响，曹植首先考虑到的是通过“立功”即建立现实的、非凡盖世的丰功伟业而在千秋百代的仰慕中获得精神的永生来寻求生命的“不朽”，实现生命的终极价值，而不是通过诗赋这样的纯文学创作活动。所以，他在《与杨德祖书》中，贬斥“辞赋小道”，认为文学创造既不能“揄扬大义”，又不足以“彰示来世”，从文学的性质上抹煞了它的社会作用与作家的地位，与曹丕所持文学创作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论点鲜明对峙。另外，曹植在《又求自试表》中又说：“夫爵禄者，非虚张者也。有功德然后应之当矣。无功而爵厚，无德而禄重，或人以为荣，而壮夫以为耻。故太上在德，其次在功。盖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灭，士之所利。”即使在“立德、立功”绝对无望时，他宣称也要退而求其次，把学术活动置于文学创作之上，希望通过对当时朝政得失的总结，把个人的政治理想传诸后人，以政治家的形象出现在历史上，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纯文学中。不过，这些并不能代表曹植因此会扬弃文学创作，相反的，作为“建安之杰”[48]的他“少小好为文章”，[49]“下笔琳琅”，[50]“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51]他更无比珍爱自己的作品，曾经把早年的诗稿托付给杨修，企望能够流布天下。曹植之所以如此轻率的否定文学的作用，是因为在其内心深处一直以政治家自诩，虽在政治上处于逆境，仕途蹭蹬，但仍执着于“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人生理想，因而在立德、立功、立言上，以前两者为重，而不愿过多渲染和提及后者。他本可以凭其突出的文学才能用文章建“经国之大业”，但他所面临的处境和遭遇让他内心总觉得光靠文章不足以维持和发展自己的现实地位，因而出语愤激，立论也难免流于片面。然而，现实中一连串的厄运粉碎了曹植建功立业的生命理想，他身“抱利器而无所施”，[52]胸怀大志而无所用，身为藩王而陋同匹夫。曹植的《洛神赋》就是一篇抒写其个体生命价值无由实现，表现其复杂凄苦的生命意绪的作品。赋中的洛神是其生命理想的化身。她容貌美丽，柔情万种，奇服旷世，资质绝群，所以它是神，是一种生命理想，是一种理想的境界；而赋中的君王所处的境界则是现实境界。赋中所写君王对洛神的钟爱实际上则是其对生命理想的钟爱。“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执眷眷之款实兮，惧斯灵之我欺”则是类比生命理想的实现有着巨大的现实障碍。洛神与君王相恋而不得的结局则是类比个体生命价值理想因现实境况的严峻残酷而破灭。于是，在“不朽”、“垂名”等生命意识的驱使下，他改变了壮夫不为诗赋的看法，并以更加执着的态度锐意写作，试图借辞章以求不朽。曹植《薤露行》唱到：“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骋我迳寸翰，流藻垂华芬”，从中不难看出，曹植已经把文学当作生命价值最重要的追求和寄托。靠着这种追求和寄托，曹植保持了完善自足的人格和超越世俗的理想。曹植的后半生都是在冲突与对抗中生活，无论是追求建功立业，还是在被压抑中痛苦挣扎，都可以说是生命意识与外部力量的抗衡，带着浓厚的悲剧色彩。但无论是早期寄意于游侠的高亢之歌还是晚期借游仙以自拔的内心独白，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曹植始终如一的在强烈的追求个性自由和人生价值。虽历经生活磨难，壮志不改，豪气不减，这是曹植的本性，亦是建安士人的品格。正是这份悲剧意识与情感赋予建安文风一种激昂与雄壮之气。生活在一个方面毁掉了曹植，在另一个方面又成就了他，正是对现实的不断反抗，对理想的不懈追求使他的整部生命乐章都贯穿着奋发向上的基调，同他丰富的感情，独特的个性，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融汇在一起，实现了他“退而求其次”的“骋我迳寸翰，流藻垂华芬”的“立言”求不朽以实现生命价值的愿望。残酷的现实给了曹植身心双重的重轭，使他绷紧了生命之弦，以生命之力去突破命运的藩篱，最大限度地去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从而获得了创作上的极大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