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生命意识与文学审美观(5)
2013-07-09 01:11
导读：曹丕对生命本身深细而敏锐的感触，结合他个体特殊的地位，无意中引发了一个时代的思潮，那就是文的自觉意识的形成。而《典论论文》也成为吹响文的
曹丕对生命本身深细而敏锐的感触，结合他个体特殊的地位，无意中引发了一个时代的思潮，那就是“文的自觉”意识的形成。而《典论•论文》也成为吹响“文的自觉”的第一声号角。《典论•论文》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纯正的专业论文，涉及本体论、创作论、风格论、作家论。这篇论文正式揭开了建安这个文艺自觉时代的序幕。关于《典论•论文》的研究与阐释，专文已经汗牛充栋，在此无需赘述。这里只想强调曹丕对文学的高度的理论认识和自觉追求及其文学价值观的时代意义以及在其论著里所张扬的生命意识。曹丕在《论文》里提出了“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主张：“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论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著述，成一家言。”他认为只有真诚而执着的“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朽声名才能自传于后。他的《与王朗书》中亦有相同的见解：“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若如著篇籍。疾疠数起，士人彫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生命是那样的脆弱，一场瘟疫，一个个优秀的生命就这样的结束了。在死亡面前，帝王和平民是完全平等的，如此无常而短暂的生命，人应当如何？神仙佛道自是虚妄，纵情宴游又非情所愿，那么生命的价值也就在你生前留下的德行，以及记诸篇章的文字了，尤其是这些文字，他能负载着你的生命，穿透时空的界限而永远的流传下去，这样生命就有了永恒的意义。这样的见解基于对生命自身短暂的惊惧，“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生命年寿，荣华富贵都有常期，“亡国”、“易代”尚不可避免，更何况人生的短暂易逝？真正能葆有人生价值无穷的只有诗文篇籍，而且它们靠的是独立的个人的努力，不必有所外在的假借。这样曹丕就以对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崇高地位的肯定，消解了对生命终极之忧的恐惧。这个见解不能不谓高瞻远瞩，既通脱又实际，给后世无数的诗人文章家以胸襟与胆气，成为他们专心寄身于文章诗歌的巨大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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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这一文学价值观是对儒家传统价值观的继承和发展。《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叔孙豹的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是儒家的人生价值观。儒家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与“立德”“立功”密切相关。这种传统价值观所以为自古以来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是因为他们对时间的流逝、人的生死有所感悟，惧怕时光倏忽而逝，一生奄忽过去，所以急于树德建言。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早已流露出对立名的渴求：“君子疾末世而名不称焉。”司马迁也把著书立说与生命的永恒价值联系起来。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申述自己以深受磨难著书立说的古代圣贤为楷模，“述往事，思来者”撰结《史记》“成一家言”，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人死后不过一抔黄土，一道浅丘而已，瞬息即逝，唯有文章可以传之后世。才智之士希求通过著书立说树德建言创造出有价值的东西突破生命的局限，使有限的短暂的生命具有永恒的意义，实现足以不朽的自我价值。这里需指出的是，曹丕的观点并非单纯的继承前人的思想，不能将其主张与儒家“三不朽”的说法作简单类比。前人所说是指立德立功不成才退而立言以传圣人之道。司马迁著《史记》是遭受刑辱之后仿效古人以“述往事，思来者”。而曹丕位居王公，身世显赫并不存在退而求其次的问题。“他的自觉为文，是因为感到生死问题的严峻，希冀通过文学创作使自己的生命意识延续不绝，这种文学观念立足于人的觉醒基础之上。”[43][P57-58]而且，前人所说“立言”是为传圣人之道，司马迁著《史记》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44]是为统治者提供借古鉴今的史书，而曹丕所说“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所表现的并非圣人之言与道而是个人的思想情感。曹丕予文学以极其崇高的地位，使文学创作能使个体生命超越生死的藩篱而传世不朽的信念为历代所广泛接受，生命也因此有了可以安顿止息的凭藉。这正说明建安文人摆脱了汉代言志载道文学观念的束缚走上了自觉为文的道路。之后的刘勰承袭了司马迁、曹丕的这种意识和观念，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表明自己对人的永恒价值的追求方式：“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有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刘勰认为，人有超出万物的智慧和灵性，但人的生命极其短促，有限的人生存在于无限的宇宙之中，唯有“制作”才能“腾声飞实”突破生命的局限。此处所谓“制作”固然指文章著述而言，按今人的观点也不妨理解为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或者精神产品。出于生命的价值判断以及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刘勰没有停留在一味的感伤生命的短暂易逝之上。他力求实践抱负，施展才智，以其论著的卓越贡献和“制作”的不朽价值来超越生存的有限时空。《序志》篇的“赞”中：“生也有涯，无涯惟智。……文果载心，余心有寄。”生命的意义也许就产生于这有限与无限的矛盾冲突之中。才智之士总是力求创造出有价值的东西来，使有限的短暂的生命具有永恒的意义。正因为有限，才值得珍惜，才觉得应该怎样度过、投放于何种事业是个不能不好好考虑的问题。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尽管曹丕所指文学事业可以使人生“不朽”，还只限于作者个人的“声名”，并没有揭示出文学对人的真正的价值，但毕竟涉及到创作动机，即创作活动对创作主体的价值问题，这对文学价值思想不能说没有一点有意义的启示。中国文学自建安时代始，文学观念逐渐明确，自觉性不断突出，文学的社会功用和价值不断得到认可，文学家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这都是中国文学趋于独立发展的标志。生命意识的觉醒促成了人的自觉，人的自觉又促成了文的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