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生命意识与文学审美观(7)
2013-07-09 01:11
导读：二、文学艺术是对人生痛苦的宣泄和补偿。 弗洛伊德认为，艺术是脱离现实的，艺术是对痛苦的补偿。艺术是人类为了忍受生活中的困苦而提供的缓冲措
二、文学艺术是对人生痛苦的宣泄和补偿。
弗洛伊德认为，艺术是脱离现实的，艺术是对痛苦的补偿。艺术是人类为了忍受生活中的困苦而提供的缓冲措施之一。由于艺术可以在幻想中获得欲望的满足，这种替代的满足就可以为人们所受的痛苦提供大量的补偿，使人得以生活下去。艺术家可以在创作中得到他幻想中的快乐，从而减轻现实给他带来的巨大痛苦。“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自拔者，可以在艺术中用幻想的方式自拔，可以寻求飘渺虚无的幻境，来做解脱烦闷的寄托。”[53][P145]曹植后期写作了大量游仙诗其根本原因恐怕也就在此。从曹植大量的文学创作实践可以看出，曹植把文学艺术当作是对人生痛苦的宣泄和补偿。由痛苦的生命体验所滋生的创作欲望，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层面上指向作家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和追求。由痛苦所滋生的艺术之花扎根在文学作品的生命意蕴上。曹植早期的诗歌大都充满了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和渴望建功立业的慷慨激昂，唱出的多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高亢豪壮之歌。在曹丕称帝以后，曹植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险途厄运不可避免。不仅其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愿望幻灭，而且还饱受煮豆燃箕之痛，尝尽忧谗畏讥之苦，处境每况愈下。政治的悲怨加上忧生之恐惧，发为吟咏，泫然叹息，其公子气息一扫而空，昂扬之声也有所减弱。“他后期的大多数作品包含他心灵深处巨大的哀痛，展现着他悲伤的生命流程，因而悲剧性就成了他文学创作的基本特征。”[54] 曹植对生命悲剧的深刻体认使得他的创作打上生命悲剧感的印痕，流淌着诗人的忧患情思与悲剧意识。从认识论的角度探索悲剧主体内在的主观动因，美学悲剧性也是主体在行为动机与结果完全悖反，主体陷入无从选择的两难绝境中时显示出自我保存抗争和自我超越的欲望受到压抑时，决意要冲破生活方式所设置的生存障碍，去追求一种生命的理想，甚至不惜生命陷入苦难毁灭而力图顽强冲破自身的客观限制去追求更高的生命目的，努力使自我欲望得以实现，人格价值得以提升。主体的欲望意识如果超过了自身能力与现实条件的允许，则会出现主体意志对自身行为的失控而带来主体生命苦难和毁灭的悲剧。曹植作为悲剧主体的行为动机就是他一以贯之终生不渝的“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实现生命价值的理想。这个动机是他一生坚持不懈的政治追求的内在动力。然而，众所周知一个人对理想的追求往往暗示着他可能的悲剧性。他多么期待为朝廷服务、渴望报国立功，但同时他也对那种泯灭个性、否认独立人格存在价值的专制制度极为不满。这就必然使他生活在两难之中。在那样的环境里，在那样的心理支配下，既承认、臣服于君主，又极力想保持个体精神和独立意识，那么，他就只能与痛苦为伍，与悲剧做伴。他在感伤中奋发，在压抑中昂扬。当曹植内心郁结在现实世界无法排遣时便折射成哀怨、凄婉的种种幻界，借感性的诗化形式来宣泄和排解。纵观曹植后期的文学创作大都容载着作家种种曲折的人生经历，反映出他同生活抗争的力度。这些闪烁着生命光辉和艺术魅力的作品使读者的心灵受到震颤，唤起对生命意义的本质追寻和终极关注。“转蓬离本根，飘摇随长风”十分形象地描绘出他“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的迁徙不定、命运惟艰的苦况。而《吁嗟篇》则用“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写自己“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的苦况与悲哀。《杂诗》六首中有“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之子在万里，江湖迥且深。”“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诗人多希望能披坚执锐，乘风破浪，完成父亲未竟之统一大业，可惜的是没有方舟相助，心有余而力不足，徒增忧愤。又有：“悠悠远行客。去家万余里，出亦无所之，入亦无所之，浮云翳日光，悲风动地起。”诗人在诗中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失却本根的漂泊感，情感在苦苦寻求一个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是他生命的本根，是他生命价值的寄托。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认为：“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司马迁在此似已意识到苦闷是生命本体的深层体验的道理，他所说的“人穷则反本”，我们也不妨理解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穷厄困苦而无可救助的情况下，回归生命的本体，去探求生命的本质力量。这种精神痛苦的呼号正是对生命本质的终极追问。正是由于在穷困无助的境遇下所产生的对人生本质意义的探寻促成了作家的艺术创作的高成就。有人认为中国文人大多从道德、人格层面表达人生，很少从生命本体、从人的存在去体验悲剧感，那是因为他们还没透彻的了解中国文人的灵魂，他们正是以这种方式来体现生命的价值，同时也正是这种方式表现了古代文人对生命的深层次理解。痛苦是艺术生命的激素。一个作家只有既注重体验生命的痛苦，又深切地体验了生命的忧患，才能创作出揭示人生真谛的不朽作品，也只有当这些生命的痛苦和忧患体验被形诸笔墨倾注出来后，作家才能得到解脱。社会苦难和个人坎坷对生命主体的约束和压抑，给曹植带来了深悲极恸，却也促发了他内在的生命力及对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深邃思考，孕育和促成其在艺术上的成功。正是那些真实而痛苦的生命体验，成为培植他杰出文学作品的沃土和孕育一代天才诗人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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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曹”文学思想的有关论说文字并不多，除曹丕的较为集中以外，曹操、曹植尤其是曹操所论寥寥，我们只能通过对其文学创作实践、文学作品的反复揣摩和仔细分析，才能提炼出其中所蕴涵的张扬生命意识的文学审美观。我们对中古时期我国文艺美学思想的这种认定还可以从此后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基本走向以及诗人和文学家的创作实践、文论表述中找到有力的证据。应当指出，不仅“三曹”的文学思想，而且整个中国文学思想发展史表明，所谓文学思想通过完整、系统而严密的理论形态而表述出来的甚为寥寥，即便是刘勰号称“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严密论证形成的，更何况于动乱的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三曹”呢？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文论的生命性特点虽源于悠久的文化传统，但其中生命意识的张扬却与“三曹”的继承、发展和推动分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