赈灾救灾研究(2)
2013-07-16 01:12
导读：值得一提的是，在赈济1917年的顺直水灾中，社会捐助现洋92万元，中央拨款仅30万元，不及社会捐助的三分之一，另还不计社会捐助衣服10余万件，中钞、
值得一提的是，在赈济1917年的顺直水灾中，“社会捐助现洋92万元，中央拨款仅30万元，不及社会捐助的三分之一，另还不计社会捐助衣服10余万件，中钞、公债30万元，赈煤若干”[37]（P520），这次较为成功的赈灾给予了湖南赈务人士以启迪。经过以熊希龄为代表的广大赈务人士的不断探索，湖南赈务日渐走出迷茫，步上新路，开始了赈务近代化的艰难起步。
湖南赈务的近代化趋向突出表现在赈务的日益社会化。
首先，官方所辖的慈善机构和团体开始直接介入灾害赈济，湖南赈灾主体开始扩大。面对日益加深的灾伤，省城各慈善团体在进行继续传统慈善举措的同时，灾害救济成了极其重要的活动内容之一。以省城慈善事业总公所为例，1918年，“其所管三处义仓已储谷不多，存款也不过五、六万余串，以此救济灾民，实属杯水车薪”[38]。为此，该机构派员“在下游一带采购谷米数千石以济民食，又从吉安用轮运来谷米四、五千石，同时还加派委员往汉口、芜湖等处采购”[39]。从采运规模我们可见当时省城慈善总公所介入赈灾的程度有所增强。
其次，卫生防疫事业的社会化趋向也日益明显。由于兵灾为害日深，疫灾也流行日广，仅靠政府卫生机构已是无法应对。1918年平江因瘟疫流行，全县死亡不下3000人[40]（P160），1919年武冈因之而死4000多人，其中安顺村更是无一幸存[41]（P16），而1920年疫灾更是多达11县。因此，为救疫灾，诸多社会团体相继投入。1919年春夏之交，时疫流行，青年会租
电影数种，在长沙各教会及学校映放演讲28次，男女听讲者达1060多人。1920年春，长沙青年会联合警察厅、教育会、学生联合会等九个团体，组织专门卫生机构——湖南省卫生促进会，这改变了过去卫生防疫由警厅兼管而又顾及不周的状况。卫生促进会成立后，共举行电影或幻灯演讲81次，听讲者达52706人，卫生游街大会4次，散放防疫传单50万份[20]（P154）。众多社会团体参与卫生防疫事业，使其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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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湖南广大士绅克服了传统救灾思想和狭隘宗法乡土观念的束缚，1918年在长沙组建了具有近代意义的专门义赈机构──湖南义赈会。
义赈机构在晚清时就已出现，当时最大的民间慈善团体、专门性的慈善机构中国红十字会便是集中代表。中国红十字会组织健全、管理规范、运作高效，并多次在湖南赈灾。1918年湖南水灾，红十字会筹垫洋2.5万元拨交长沙分会用于急赈[42]，同年，鉴于湖南兵灾影响深远，红十字会赈株洲面粉3000包，共6000元，现洋4000元，宝庆2000元，湘阴100元，剩余1900元存湖南义赈会，另又电汇衡山1600元，寒衣100件[43]。中国红十字会的救灾举措为湖南灾民解除了部分燃眉之急。然而，类似的义赈机构多见于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的华北和华东地区，又是全国组织，不能专顾湖南。即使有所顾及，赈资也相对较少，不能从根本上缓解湖南的荒情。不过，这种新型的慈善机构的介入，倒是让湖南士绅大开眼界，特别是其健全的组织，规范的管理，高效的运作不能不对湖南士绅产生深刻影响。1918年熊希龄、任福黎倡议组设湖南义赈会，受到省内各界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这与广大湘籍士绅日益进步的荒政理念不无关系。与中国红十字会类似，湖南义赈会也主要是应赈兵灾之需而成立。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天灾人祸已合二为一，二者造成的后果具有某种共性，都是导致民众死亡或财产大量丧失而生存维艰。因此，湖南义赈会的出现必然会推动湖南灾害赈济事业的发展。
对湖南而言，这种近代意义上的义赈机构无疑是一种新生事物，它的出现突破了湖南传统赈务中官赈为主、私赈为辅的固有模式，将过去孤立分散、各自为政、影响甚微的民间赈力在一定程度上统合了起来，增强了组织性，赈力因之大大提升，赈务社会化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湖南义赈会通过联合各慈善机构和团体，规模日大，影响日广，成了此间最为重要的灾荒赈济力量。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湖南义赈会的成立使湖南赈务的筹赈视野得到拓宽，社会办赈色彩的越来越浓。据湖南义赈会1918年报告书统计，该会半年内共筹赈12万元，以及部分南台票、北台票、流通票、本省票洋。赈款中由熊希龄通过旅京湖南筹赈会筹集的达95650元，占总数的近80%，两湖义赈会14000元，占总数的12%[44]。这与寥寥可数的官方投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可见，为赈日益严重的灾荒，广大赈务人士，特别是以熊希龄为代表的湘籍士绅通过不断探索，湖南赈务开始了近代化的起步，从过去主要由政府负责逐渐向全社会共同办理转变。
当然，对湖南义赈会全面衡量，其办赈水平并不高，传统赈务的色彩仍较浓厚。其筹赈视野虽较以前有所开阔，但眼光仍基本局限于本省和外省湘人，而经过多年罗掘，这些人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以1918年为例，“所筹之款不过十余万，所办之县不过十二县，杯水车薪，挂一漏万，在所不免”，而以“湖南如此巨灾，则百万不能济。若夫冬赈，则虽二百万亦不能济”[45]。对此，义赈会的人士深感：“筹赈之难莫于筹捐，其他施放，虽有难困，然得谨慎仁厚勤朴奋勇者为之，亦可以集事而少弊，若筹款不厚，虽有圣智亦无如何矣”[44]。此外，尽管上海佛教慈善会、旅汉湘商等慈善团体也纷纷加惠灾黎，“然因灾区太广，灾情过重，集腋虽多，究属车薪杯水”[36]（P257）。卫生防疫方面同样如此，1919年，为减少疫病发作，长沙成立自来水公司筹备处，向居民募集资金，但直到1949年8月湖南解放时，仍未建成[34]（P44）。卫生促进会更是生存维艰，由于“彼时经济责任，表面虽规定各团体均摊，实多由青年会担负”[20]（P154），到辛酉大旱前，卫生促进会“积日较久，亏欠遂多，官厅既表示冷落，组织即无形解体”[20]（P154）。赈款如此微薄，赈灾必然捉襟见肘，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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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办赈方式而言，新生的湖南义赈会认为，办赈务只要“不急功，不近名，不欺心，不避难，任劳任怨，相机行事以求有济。若谓何法为善，盖未易言也”[43]。反映到实际赈灾中，1918年湖南义赈会主要是向灾民散发急赈，1919年专设平粜局，以平粜为主[33]（P1），该年义赈会发谷2万石，作为21县的平粜之用[46]。1918年湖南虽还有工赈举措，“贷款恢复土窑三处，维持失业窑户，籍以赶造民间所失碗碟等物，一面设立织布厂，织造制赈衣绒布，籍以安插机户”[47]。之后，又在长沙、郴县、沅陵、澧县等处设因利局，以低利贷放贫民[33]（P10）。就形式而言，工赈、赈贷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无奈规模太小，几可不计。因此，此阶段湖南赈务的个别举措虽显露出了某些积极的趋向，但总体上多采取消极施赈的方式，手段单一，视野狭窄，与传统荒政相差无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