赈灾救灾研究(3)
2013-07-16 01:12
导读：显而易见，此时期代表着赈务发展方向的义赈仍处于初始阶段。因此，最大限度地拓展筹赈视野，提高办赈水平，克服赈务中的各种情弊成了初步近代化了
显而易见，此时期代表着赈务发展方向的义赈仍处于初始阶段。因此，最大限度地拓展筹赈视野，提高办赈水平，克服赈务中的各种情弊成了初步近代化了的湖南赈务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赈务向近代化转轨阶段（1921~1924年）
1921年的辛酉大旱是民国前期湖南天灾强度的分水岭。从该年起，湖南重灾交乘，无论是被灾的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远超出过去10年。据水旱疫虫灾统计，1921年全省受灾108县次，1922年为93县次，1923年灾害稍轻，全省获一丝喘息，1924年大灾又至，全省受灾101县次。1921年旱灾，除宁乡尚未发现灾情报告外，其余74县无一幸免，灾民人数超过千万[48]，据辛酉被灾各省救济联合会调查，该年湖南与江苏一起，同列全国一等灾区，被旱九分以上，远远高出全国其它受灾省份[49]（P106）。该年全省上下哀鸿遍野，触目伤心。1924年水灾，新化直接经济损失上百万元[50]（P128），宁乡损失达数千万元以上[51]。随着水旱巨灾相继而至，大量灾民荡析流离，凄苦万状，湖南赈务仅凭过去所取得的有限的进步已无法应对。
重灾之下，官赈在人力、物力、财力上表现出全面匮乏。
急赈是赈务中必不可少的灾害救济方式，也是保障其它赈济方式有效进行的基本前提。其数额之多寡、及时与否直接关系赈灾的成败。此阶段，由于财政拮据，兵事频繁，军费优先，官方赈款寥寥。因援鄂之役和自治事件，湖南为北京政府所敌视，通过官方从北京方面获得赈款也希望渺茫。
蠲免作为历代政府赈灾的常例，此时期也不例外。由于自治事件，湖南地方获得中央政府的蠲缓希望甚小，因此，大灾之年，湖南省政当局对受灾地区不得不进行了一定的蠲缓。据报刊、县志所记载，为赈辛酉旱灾，省政府将平江当年应征田赋蠲免五成，浏阳蠲免四成，并通令蠲免桃源十年以前田赋积欠。就赈务全局审视，由于此阶段义赈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蠲免也不失为有效之举。但从官赈来看，由于急赈乏力，这项举措有如画饼充饥，自然难奏雪中送炭之效。
即便是卫生防疫，官方供给经费的各慈善机构和团体虽也直接介入灾害救济，但经费不足，影响有限。这使得官方独立操办的局面也被突破，官民合办的色彩渐浓。
不难看出，从辛酉大旱开始，传统荒政中的主力──官赈已日益衰微，在赈灾过程中穷于应付，顾此失彼。
此阶段，官赈功能更多地体现在参与和协助以华洋筹赈会为载体的义赈活动之中。这种参与和协助一方面表现为人力的投入。在华洋筹赈会中，除了赵恒惕、谭延闿等湖南军政要员的直接参与外，其评议会规定：“省城文武各行政机关各推一人，省外各慈善团体及省城各公团各推举一人，成灾县份由各该地方官绅推举一人”[52]（P6）。施赈章程则规定：“关于办事处被灾各县内运输及其他一切事故，得就近商请该文武长官随时接洽保护，以防窒碍而利进行”[52]（P19）。另一方面表现为挟政府权威保障各项赈济措施的实行。以米禁为例，政府各部门联合华洋筹赈会组设米禁机关，成立谷米公判委员会，规定：“本委员会委员由湖南省议会、湖南省长公署、湖南总司令部、湖南高等审判厅、湖南高等检察厅、湖南律师公会、湖南省教育会、湖南省农会、湖南省工会、湖南总商会湖南华洋筹赈会评议会各派一人，湖南华洋筹赈会干事会派二人充任之”[52]（P20）。同时，出台查禁谷米出省办法，并派人严查谷米出口。
显然，这一时期官赈已名符其实地降格为次要地位。大旱期间，如《大公报》报道，湖南民众为了求生，寄予厚望的不是政府，而是湘籍慈善家熊希龄，这生动地反映了这一变化。
严重的灾荒给广大赈务人士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湖南赈务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历史契机。以熊希龄为代表的湘籍赈务人士，经过不断探索，促使湖南赈务开始向近代化转轨。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1921年6月2日，湖南急赈会、湖南旅京筹赈会、省议会、省教育会、商会、红十字会、各教会及在湘中外人士慈善团体在长沙组成华洋筹赈会，这成了湖南赈务近代化的一个里程碑。
华洋筹赈会是当时湖南最为健全的近代义赈机构。针对过去荒政机构旋生旋灭、组织混乱的弊端，华洋筹赈会明确规定：“本会于必要时得永久为湖南荒政机关，办理防灾筹赈事宜”[52]（P5）。与过去每每大灾已至而仓促应付相比，华洋筹赈会更适应了民国前期湖南赈灾救灾的需要。因此，仅从机构设立一项，我们就可感受到湖南赈务清新的近代化气息。健全的义赈机构的设立本身就是赈务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它为以后湖南赈务进一步发展夯实了坚定的基础。
华洋筹赈会的成立，意味着湖南各地官绅基本走出了各自为政的赈济模式，在省城慈善事业总公所和湖南义赈会等机构所取得的局部社会化成就的基础上，实现了湖南赈务更大程度的统一。其章程规定：“凡与本会宗旨相合，或出金钱，或出劳力，或出物品，以助本会事业之进行者，皆为会员，并无阶级之分，亦无国籍之别”[52]（P5）。这极大地促成了社会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最佳配置，有利于克服管理失调及各地为维护地方利益而互耗赈力的现象。这种更高程度的社会化是赈务近代化的重要体现，符合近现代赈务发展的方向。
运作方式的近代化表现最为突出。在筹赈视野、筹赈手段、施赈方法、乃至总体荒政思想方面，华洋筹赈会全面超越了传统赈务，其中以办赈视野和施赈方式表现尤为明显。
由于上年华北赈灾的成功，湖南赈务的办赈视野大为开阔。在日益加深的社会化程度基础之上，湖南赈务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实现了与国际救灾机构的接轨，进一步走向国际化。以1922年华洋筹赈会赈款收入为例：
华洋筹赈会赈款收入表[52]（P29-53） 单位：元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赈 款 来 源 金 额 赈 款 来 源 金 额
京外各慈善
团 体 援 助 31700 督办赈务处
支 配 赈 款 470000
接 收 辛 酉
春 赈 移 交 29609 本 省 乐 界
及 经 募 22753
本省各征收机关带收附加赈款 32878 路工建筑专款（其中美国救灾协会） 579736
（568495）
各 省 捐 助 10843 游 艺 会 收 入 31113
米 禁 充 罚 50337 赈 余 缴 还 46212
房 租 收 入 736 杂 收 入 957
赈 粮 变 价 28000 保 路 费 专 款 8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