赈灾救灾研究(4)
2013-07-16 01:12
导读：总 计1414875 历时半年，华洋筹赈会所筹赈款超过140万元，高出湖南义赈会所筹近12倍，还不包括华洋筹赈会所筹集4 116 172斤高粱、8696石米、24159石谷[52]（
总 计 1414875
历时半年，华洋筹赈会所筹赈款超过140万元，高出湖南义赈会所筹近12倍，还不包括华洋筹赈会所筹集4 116 172斤高粱、8696石米、24159石谷[52]（P29-53）。外国救灾力量的鼎力相助，大大丰裕了赈资，其中仅美国救灾协会捐路工专款就达568 495元，占全部赈款的40%。这极大地改变了过去国际救灾力量在湖南赈力分散、影响较小且主要从事急赈的特点，使其在湖南赈务中的地位大大提升，作用日益显著。而上表所列本省各征收机关带收附加赈款、米禁充罚、房租收入、游艺会收入、杂收入及保路费专款来自湖南，共计不足20万元，仅占全部赈款的14%，这也充分地说明了华洋筹赈会的筹赈视野得到了很大拓展。
在施赈方式上，华洋筹赈会表现更为灵活，更为积极，注重多法齐施，优势互补。如下表：
辛酉旱灾办赈用款表[52]（P29-53） 单位：元
支出项目 金额 支出项目 金额 支出项目 金额
采办赈粮
粮价 259936 支配灾区
现款 279042 米禁机关
经费 11119
捐助外省 1000 会内开支 34543 赈员经费 4686
分送赈粮
运费 40207 潭宝路工
支款 570638 采运员津贴、旅费 4951
拨荒民救护队救孩用费 30063 进出款项汇费贴水费 67 筹款代表旅费交际费 11302
米禁提成米禁费用 12580 上级代表勘灾津贴 2360 垫付外省赈粮旅费 701
赈员因公身故恤金 660 外省赈粮回湘运费 22929 总 计 1286783
由于急赈是其它赈济举措能够有效进行基本保障，在灾害赈济中必不可少，因此，急赈虽是一种消极方式，且最易滋生弊端，但仍占有很大比重。赈济辛酉大旱的赈款中，急赈合计达到538 978元之巨，占全部赈款的42%。而华洋筹赈会通过自行采购、各处捐助、米禁提充、请领仓谷等措施所筹的赈粮更是悉数支出。另外，为赈辛酉春荒而成立的湖南急赈会后虽为华洋筹赈会管辖，但运行却独立于华洋筹赈会之外。尽管湖南急赈会由省政当局发起，以赵恒惕为会长，具有一定的官赈色彩，但当局“组织急赈会，以为敷衍塞责，尝无法筹款”[53]。其所筹27万元，计熊希龄由上海募10万元，由北平募3万余元，其中省内募8万元，外省募5万余元[33]（P3），所有赈款专办粥厂平粜及散发急赈。就此而言，与其说急赈会是官赈机构，不如说其更象义赈组织。急赈的相对有力，救众多灾民于生死之间，缓解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保障了其它积极赈灾措施的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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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赈一向被称为“公私两利”之法。然历代荒政并不以之为重点，因而实效甚微。即便是清代，“兴工筑，集流亡，亦不多见……每遇水旱虫灾，仍循例为之耳”[54]（P872）。民国前期，工赈才被予以特别重视，“为一时救急计，则以急赈为宜，若为增进生产力及铲除灾源并筹各地永久福利计，则工赈实为当务之急”[55]（P33-34）。在国际统一救灾会赈济华北大旱过程中，工赈成绩显著。以美国红十字会所办工赈为例，截至到1921年5月，计划附设道路949英里，征募新工人106 960人，正在工作的74040人，获得救济者611 120人[56]（P825）。因此，工赈被诸多赈务专家誉为“最具科学原则及最适于应用之救灾办法”[57]（P29）。
通过广大赈务人士的努力，华洋筹赈会共筹措潭宝路工专款58万元，为湖南工赈注入了大量的资金。潭宝公路从1922年开始修筑，历时6年，全长172.82公里，耗资40万元。其“路基平整坚实，远胜于当时之军路，而交通便利，营业发达，实开湘省筑路之先河”[33]（P3）。华洋义赈会总工程师托脱也予以高度评价：“该路工程之佳，为中国所仅见”[58]。仅拯救灾民一项，按照天津华洋义赈会的计算方法，58万元路工专款可救活灾民20多万人[59]。灾荒之年，潭宝路工“救日前之饥馑，便后日之交通，慈善公益，一举两得，询盛举也”[60]，工赈成了这一时期湖南极其重要的赈济模式。除了基本实现救灾的初衷之外，谭宝路工社会效应也不可低估。“自美国华灾协济会拨款项实行动工以后，已为全省路工之模范，且具有鼓励路政之价值。不独湘潭宝庆路工进行迅速，瞬将完成，即衡州至郴州土路工程亦将告竣。又如长沙到浏阳、醴陵至攸县、衡州至湘潭、长沙至常德、常德至辰州各路，或已动工，或正筹备，皆系受此鼓励而成者也”[61]（P34）。可以说，谭宝路工是当时湖南的样板工程，对促进社会进步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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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禁是此阶段一项重要的赈济辅助措施。米禁乃指灾荒之年，为了救灾而禁止谷米出口外省。从商品经济的视角审视，米禁政策阻断流通，有悖商品经济发展，负面作用十分明显。但实行米禁，却可以遏制不法商贩为满足私欲而向外运粮，以免本已匮乏的谷米继续大量外流，从而防止灾民生活进一步恶化。灾荒之年谷米出口的多少直接影响到灾民的生活，米禁政策成为重灾期间湖南舒缓灾荒危害的一项重要救灾举措。
为维持米禁，华洋筹赈会组织米禁机关，成立提充谷米公判委员会，健全米禁法规，颁布查禁谷米出省办法；分派本会人员至各米禁点，严查谷米出口。虽然困难重重，但通过广大赈务人士的努力，米禁最终被坚持下来，为湖南赈务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以赈1921年辛酉大旱为例，该会通过实行米禁，对奸商进行米禁充罚，获款达5万余元，为赈灾提供了一笔不菲的资金。更为重要的是，米禁保证了粮食供应，平抑了粮价。“现在谷米之不甚荒缺，价值之渐次低落，较之去年此时涨至四元五六，实为意料不及，亦未始非华洋会之力也”[62]，这充分表现了米禁的作用。
此外，华洋筹赈会还遣返灾民，督促各地整顿积谷，引导各县设立贫民工厂，并适当开办平粜等。凡此种种，充分表现了该会办赈方式的多样化。
华洋筹赈会存在期间，博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早在其成立之初，人们就已认为“欲图救济之策，……应为人们预谋生计，使之安居乐业，然此种希望，不能求诸政府，所恃唯华洋筹赈会耳”[63]。经过一年的运作，华洋筹赈会已使湘省官赈相形见绌，“关税附加，湘省可分30万，北京方面，不信任湖南，故要华洋团体会领”[64]，乃至“采运尤非以华洋会名义不能行，如沅水一带，独华洋会运送船遇匪特少，且有时仅华洋会船只始能行驶，散发一层，一年以来，只有地方被控之事，外人终无一被控者”[53]。这些评价或许有过誉之嫌，但说明了华洋筹赈会已赢得了良好的口碑。省政当局也不得不承认华洋筹赈会的成绩，内务司长致意：“华洋筹赈会办理三四年，备尽辛苦，成绩彰著，对于中外干事，实深感激”[65]。赵恒惕则感叹：“历来赈务淹弊，本不易防，人民对于政府，信用素弱，浮在所难免”[66]。可见，华洋筹赈会的信誉度已超过了政府。所有这些凸现出当时华洋筹赈会在湖南赈济领域发挥了的中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