赈灾救灾研究(6)
2013-07-16 01:12
导读：由此考察，华洋筹赈会的所有弊端都源于当时政治的影响。因此，华洋筹赈会进行改组，裁汰机构，整肃人员，尽量从诸多涉及军政的事务中挣脱出来，提
由此考察，华洋筹赈会的所有弊端都源于当时政治的影响。因此，华洋筹赈会进行改组，裁汰机构，整肃人员，尽量从诸多涉及军政的事务中挣脱出来，提高赈济效率，这是其多年困扰的超脱，也是湖南赈务的迫切要求。
（四）赈务多元化发展阶段（1924~1927年）
这一时段，湖南依然重灾叠至，据前表水旱疫虫灾的统计，继1924年全省受灾101县次后，1925年被灾又有94县次，1926年遭灾多达98县次，1927年则为31县次。1925年，岳阳灾民50万人，到长沙求食者数万人，警察驱逐回籍，遣送灾民达86000余人，遣去复来[73]（P110）；1926年，今洪江一带，因旱而发瘟疫，死者超过万人，至今尚存“万人坑墓碑记”[74]（P80）。可见，严重灾荒依然存在，这促使湖南赈务继续发展。
这一阶段，湖南赈务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办赈主体重新回复多元化，其突出表现就是官赈与义赈实现了分道扬镳。华洋筹赈会由于不堪重负，在1924年7月8日改组为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湖南分会（以下简称湖南分会），成为总会的直属机构。湖南分会的成立消解了先前在赈务领域浓厚的湖南地方特色，摆脱了湖南政治的某些干预。而政府方面，“以华洋筹赈会办理十年旱灾赈，不受地方要挟，视为外人专擅，而查禁谷米出口，尤触军阀奸商之怒”为托辞[33]（P5），另于1924年组设湖南水灾筹赈会。从此，湖南赈务开始沿着官赈和义赈两条主线平行发展。当时赈务人士谢国藻回忆到：“官赈义赈，即有常设机关，复有临时组织，而名称不一，每有前未结束，而后地又起，令人一时难于辨别，机关多，经费亦多”[33]（P10）。当事人这种述说可谓是反映了当时赈务多元化的客观现实。在这两大系统之内，参与赈务的组织和团体不断增多，多元化趋向也日益明显。就义赈来看，新的义赈机构不时涌现，其中最突出的便是1925年成立的协成义赈会，该会由上海义赈会冯蒿菴和湖南聂云台、余尧衢等人为赈济临湘、岳阳、湘阴、浏阳、长沙5县旱灾而专门组设，募捐赈款达6万余元[33]（P9）。协成义赈会的出现在湘北地区引起了时人的广泛瞩目。官赈也是如此，以长沙赈务分会为例，其组成包括长沙县议会、长沙总公会、慈善事业总公所、淮商公所、长沙县农会、长沙县工会、长沙县教育会、律师公会、侨居绅商、外侨[75]。总之，随着1924年7月华洋筹赈会改组成功，湖南赈务以华洋筹赈会为主体的局面宣告终结。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纵观这个阶段，就表面而言，湖南赈务似乎又复归到了近代化起步阶段的多元化格局，但实质上却迎来了湖南赈务的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义赈方面，改组后的湖南分会真正地成为了总会的一个直辖机关，多少克服了民国黑暗政治对它的一些影响。
湖南分会机构更为精炼，会内开支、职员薪工等费用大大减少，有力地避免了赈力的无谓消耗，使赈济效果大大提高。在赈济活动中，湖南分会仍以工赈为重点。1925年急赈仅640元，而路工维持费为达6901元[76]（P84）；到1926年，路工维持费用仍有6323元，相当于当年采办粮食和现金急赈的总和[77]（P45）。可见，湖南分会的赈济活动仍以积极的施赈方式为主。
同时，湖南义赈开始探索新的救灾方式。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湖南分会的慈善人士日渐认识到：“农民占人口数80%以上，灾民中以农民为最大多数，故各种赈务，以农赈为较为确当，而定为贷款，大可减少分夺之弊”，而“农村生计破产，年年筹集赈款，绝非正常办法，决无多大希望”，他们认为，“临时救灾，不如平时防灾”，救灾应“以贷放为原则，以施舍为例外”[33]（P12），贷赈因之成为赈务的一项重要内容。针对1924年水灾巨大的实际情况，湖南分会特设立贷赈处，制定贷款简章，筹垫贷款办理善后事宜，并向部分灾区贷款，其中沅江1.2万元，湘阴1万元，益阳1万元，汉寿0.8万元[78]。官赈义赈分离后，湖南分会“向总会借贷5万元，展转贷放益阳、沅江、汉寿、湘阴、岳阳、临湘、宁乡等7县，修复溃决之垸堤田土，是为分会办理农贷之嚆失”[33]（P3）。尽管湖南分会在贷赈方面的尝试因款项不多而影响有限，但其赈灾思想已由过去的被动救灾开始注重未雨绸缪，将赈灾重点逐渐转到了提高人民的抗灾能力上来，从而开始酝酿更高形式的救灾理念，这些探索为民国后期农赈、合作等一系列更高水平的赈务形式在湖南的推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此阶段，官赈再次成为赈务中的主角，湖南水灾筹赈会（前身为湖南水灾急赈会）、湖南赈务协会、湖南赈务委员会便是其中代表。一方面，官赈具有义赈诸多无法比拟的优势。蠲免田赋便是其中的突出表现。据记载，1925年省府蠲免今桃江田赋三分之一[79]（P99）；1926年，又蠲免平江田赋银洋9.6万元[40]（P44）；1927年财政厅蠲免湘乡田赋2.4万元[80]。同时，筹款的来源更易得到保障，如湖南水灾筹赈会的赈款约百万元，湖南赈务协会的赈款63万元，均以关税交通附加为大宗[33]（P5-6），这些优势是义赈很难望其项背的。另一方面，以义赈组织为蓝本，官赈在管理上有所进步，普遍制定了较为健全的
规章制度。为防止弊端，这些官赈机构大都聘请了湖南分会的董事谢国藻、韩理生、饶师伯等人予以协助和监理。在赈济方式上，官赈也越来越注重多法齐施，救防并用。在继续急赈、蠲缓等的同时，比较注重积极救灾。如1924年成立的水灾筹赈会相当注重以工代赈和办理因利局等事宜[18]。所以，官赈凭借其较为雄厚的赈济资金、渐趋健全的规章制度和愈益灵活的赈济方式，成了这一阶段的主要赈济力量。
还要指出的是，加入赈灾行列的其他慈善机构、团体和个人不断增多。民国初年，各慈善机构偶尔施赈，而到这一时期，它成了湖南荒政一支经常性的赈济力量。1926年7月，为缓解灾情，省城有十多家善堂联合煮饭放赈。从各县的赈款来源上，我们也可以明显发现这一特点。1924年，宁乡县所获的41954元赈灾款来自红十字会、慈善堂、义赈分会、淮商公所、慈善总公所、觉化慈善堂、上海慈善各团体、善后处等多处[81]；而湘阴县的7000元赈款，则来源于湖南水灾急赈会4000元、义赈会1000元、驻省同乡1000元、外地慈善家1000元[82]。同时，各地根据不同县情而设的赈灾机构也空前增多，如长沙的水灾救济团，省人民救灾委员会，赈济荒民会，新化水灾救济事务所，宁乡农工贷赈会等。而带有个人私赈性质的义田、义仓在这一时期仍然存在，尽管规模较小，但却是义赈、官赈的有效补充，特别是在边远山区，这一作用更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