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萧”继承与背离二重性产生的根源(2)
2013-08-22 01:04
导读：梁朝文学的繁荣，萧衍功不可没。《南史文学传序》充分肯定了他的成绩：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
梁朝文学的繁荣，萧衍功不可没。《南史•文学传序》充分肯定了他的成绩：“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于时武帝每所临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之善者赐以金帛，是以缙绅之士，咸以自励。”验以事实，这样的记载是可信的。
在父亲的带动下，萧统兄弟三人也都爱好文学。萧统位居东宫，“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坟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45]萧纲雅好赋诗，自称“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46]萧绎《内典碑铭集林序》也说自己“幼好雕虫，长而弥笃，游心释典，寓目词林”。对文学的爱好和提倡，使其身边各自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学士，形成了三大文学集团，他们三人也成了事实上的文学领袖。萧统文学集团的主要成员有刘孝绰、王筠、陆倕、到洽、明山宾、王规、张率、刘勰等近二十人；萧纲文学集团有张率、徐摛、刘之遴、萧子显、徐陵等三十余人；到溉、刘孺、裴子野、刘显、张缵、萧子显等一大批文人则经常出入萧绎府中。萧统他们与这些文人学士经常在一起饮酒娱乐、登高游览，继而吟诗作诵、互相唱和。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大文学集团一般都是因共同的爱好而聚集在一起，组织松散，成员互相交叉，并无严格的派系隔阂。可见，萧统三人的文学观虽然不尽相同，但都能以宽广的胸怀容纳其他文学集团的成员。
身为皇位继承者，政治上的需要决定了“四萧”的崇儒倾向，并进而促使他们接受儒家“风教”、“文质彬彬”的诗教原则，以维护现有政权。孔子云：“有德者必有言”[47]，此论虽不完全正确，但道出了言论与主体道德观念的紧密联系，觉察到了人品与文品能互相统一的内在趋势。当然，文学创作有它自己的独立性和特殊规律，文学的本质问题历来也有“言志”与“缘情”之争，“志”和“情”的内涵虽不尽相同，却也并无根本区别，它们都属于人的心理活动，都是创作主体自我心性和审美意识的表现。因此，文学创作不可能完全游离于创作主体所具有的人生观、世界观之外，而是必然会受它们的渗透与影响。所以“四萧”的崇儒意识在其文学观中留下痕迹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崇儒思想在“四萧”文学活动中的表现比较复杂。后世论者主要根据其文学观中体现的儒学色彩的深浅程度，将他们划分为三派：萧衍喜好古风，趋于保守，属于守旧派；萧统言行较一致，其文学思想兼融了儒家诗教和时代新风，称为折衷派；萧纲、萧绎因写作了大量绮艳的宫体诗，与儒家传统诗教背道而驰，则被归入新变派。若对他们的文学思想和实际创作进行全面分析，应当说，这种划分不仅大体正确，而且还实际上揭示了“四萧”主体意识活动中的二重构成。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我们知道，作为文学活动者，“四萧”必然要考虑文学自身的美学价值，他们区别对待文学和儒学、拓展文学内容、选用华辞丽藻、讲究声韵对偶、提高纯文学的地位等一系列更新文学观念的措施都是以维护文学的纯洁性为归宿的，与其文学家的身份相吻合。但这样一来，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同儒家的文学观相背离，也同他们的治国方略发生牴牾。作为统治者，他们本能地要排斥靡靡之音，并借助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驯化民众，以改变骄奢淫佚的社会风气。这种对待文学的二重态度就成为“四萧”文学活动的基本特征。
这种二重特征正是社会理性与个体感性在“四萧”身上发生冲突的典型表现。长期积淀的社会理性要求人们继承前代成果，而苏醒了的个体感性则使其追求新变，逃离传统。在“四萧”身上，社会理性主要表现为政治意识，个体感性主要表现为文学意识，两者之间的冲突导致他们对待文学态度的二重性质。当政治意识占优势时，便表现出崇儒的一面，主张继承儒家的文学观；当文学意识压倒政治意识时，挣脱儒家教条又成必然。因此，在“四萧”的思想中，就出现了继承与背离的矛盾。
当然，“四萧”对儒家“风教”论、“文质彬彬”论的继承并非完全因为政治身份的原因。文学虽非政治的附庸，但也不能完全脱离政治，齐梁文人矫枉过正，企图把政治内容拒挡在文学大门之外。“四萧”可能意识到了这种时代弊端，因而在文论中呼吁正确地认识文学的社会功用及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可惜时风所尚，他们自己不仅没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对文学内容和形式标新立异的追求，反而使他们不同程度地把文学引入歧途。导致梁代文学“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48]，题材琐屑、内容狭窄、风格丽靡的诗风盛行一时，文学日见卑弱。这正是其思想局限和时代历史所造成的。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二）多元思想的相互渗透
儒学的独尊地位是与汉朝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相适应的。东汉末期以来，天下分崩离析，儒家所倡导的忠孝节义、伦理纲常已不能适应时代之思潮与乱世之人生观，儒家趋衰势在必然，于是，士人们转而另寻精神支柱以全身远祸或觅取仕进。由于缺少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的官方
哲学，各种思想交融互渗，互相妥协，相互包容就成了必然趋势。这种趋势的典型表现就是儒、道、佛三教合流。
《南史•儒林传》简略地描述了当时儒学沦歇的状况：“洎魏正始以后，更尚玄虚，公卿庶士，罕通经业。时荀颛、挚虞之徒，虽议创作，未有能易俗移风者也。自是中原横溃，衣冠道尽，逮江左草创，目不暇给，以迄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然而，古代士人本质上都是儒生，他们从小就浸淫在儒家文化中，儒家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早已和他们血肉相融。因此，尽管儒学不再居独尊地位，可也从未完全退出过社会舞台，它仍在或显或隐地支配着士人的行为处世和生活态度。而且，儒学毕竟是最适合作为处于上升时期的封建统治的工具，两汉统治者从中获取的好处有目共睹。经过汉末以来短暂的销沉后，儒学又开始走出低谷。
《南史•宋本纪》载，文帝于元嘉十五年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馆；明帝于泰始六年立总明观，分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至此，儒学又被正式立为官学。齐高帝十三岁师从雷次宗学习儒学，即位后下诏“精选儒官，广延国胄。”[49]齐武帝则亲临国子学听讲《孝经》，永明七年，又下诏修筑孔子庙门，声称“宣尼诞敷文德，峻极自天，发辉七代，陶钧万品，英风独举，素王谁匹。”[50]通过行政命令把孔子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其臣下如王俭、楼幼瑜、荀万秋、田僧绍等一批精英则多精于儒家礼学。萧衍承齐建梁，实行了一系列的文化改革来弘扬儒学，使儒学达到了南朝的极盛阶段。《隋书•儒林传序》称：“梁武之世，不特江左诸儒崇习经学，而北人之深于经者，亦闻风而来，此南朝经学之极盛也。”然而，和两汉相比，儒学毕竟已辉煌不再，与之并立甚至还一度压过它的有玄学和佛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