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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四萧”继承与背离二重性产生的根源(5)

2013-08-22 01:04
最后，文学观念的变化提升了文学形式美的价值。前已论及，汉人已明确认识到了大赋“丽”的形式特征，随后曹丕、陆机都从文体分类的角度规定了诗赋等纯文学体裁“丽”的美学要求，而王融、谢朓、沈约等人则开创性地深入到了文学形式特征的细微之处，从汉字读音的清浊高低、抑扬顿挫等方面探求文学的音乐美。可见，这种对文学形式美学特征的重视和探索基本上呈直线式的发展。至齐梁之际，隶事、对偶、辞藻、声律成为文学创作和赏鉴时密切关注的主要对象，文学的形式美已完全取代政治伦理内容，而成为文人自觉追求的新目标。
由此可见，这些文学新观念与儒家诗教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在经学还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这种背离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文学在汉代早已取得一定成就，儒学专制地位的崩溃正好为文学提供了自由发展的契机，文学抓住这个机会，突飞猛进，基本完成了自身的角色转换。“四萧”作为诗人、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正继承了这些进步的文学观念，继承了时人对文学功能、本质、内容、形式的新看法，从而背离了儒家诗教，也背离了他们重振儒学的政治初衷。这种行为虽然和政治要求相乖离，但它符合文学的发展规律，也比较切合齐梁文人的身份。他们一方面崇儒与一方面背离儒教的言行的二重性质正是当时的社会发展趋势和文学发展态势呈现二重矛盾的反映。
 
结     语

萧氏父子四人对儒家诗教的继承与背离程度不一，美学趣味同中有异，作品风格各有千秋，笔者将他们并提，旨在论述的方便而非一以论之。因此，有时虽然以“四萧”为名，但实则对其各有轩轾，并不视同全体。
“四萧”的文学观散见于各种书信及言行，在理论构架、思想深度上既不及于“体大而思精”的《文心雕龙》，也无法与“思深而意远”的《诗品》比肩。即使如此，“四萧”的文学观也自有其积极意义。他们对“风教”论和“文质彬彬”论的继承，反映了儒学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的深刻影响，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其的背离又顺应时代需要，合乎文学自身发展的实际。可以说，这种继承与背离的矛盾二重性质是我国文学发展处于重要转折时期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的呈现乃是文学由他物的附庸走向独立，走向审美自觉时期在我国特定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环境中其内在矛盾不可调和，也无法统一的反映。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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