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萧”继承与背离二重性产生的根源(4)
2013-08-22 01:04
导读：与动荡的政治局面相对应，曾经辉煌一时的儒学也风光不再，它所宣扬的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也日渐削弱，士人的个体意识迅速觉醒。魏
与动荡的政治局面相对应，曾经辉煌一时的儒学也风光不再，它所宣扬的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也日渐削弱，士人的个体意识迅速觉醒。魏晋时期，各种背礼违教、张扬个性的言论、行为不仅司空见惯，甚至成为士人争相仿效的楷模。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在当时就以非毁典谟、放任自适的狂放行为受到世人推崇。显然，这种纷扰、自由的社会状况不利于实行封建专制统治，不利于控制民众的思想，因此，重振儒风便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
历史证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驭民术。它以利禄为诱饵，有力地钳制着士人骚动不安的心灵，使他们皓首穷经，甘心沉迷于故纸堆中，为统治者寻求驾驭百姓的合理借口。儒学以“礼义”为核心，教导人们遵守以血缘伦常为基本内容的等级秩序，从思想观念上确认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左传•昭公二十六年》释“礼”曰：“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而《管子•五辅》则认为，“义”，就君臣关系来讲，就是要“恭敬忠信，以事君上”。看来，儒家宣扬“礼义”，旨在说明上下有序，贵贱有分，告诫人们不要犯上作乱，而是要遵循等级伦理规范，安于现状，尽心事君。无疑，这种学说对维护统治者的既得利益是有重大作用的。西汉统治者正是凭借这种思想专制手段，向人们大量灌输伦理忠孝观念，把大部分士人培养成为仁义孝悌的儒学奴才，积久成习，它甚至成了中国士人的“集体无意识”。魏晋士人对礼教的态度就是一个缩影，他们尽管行为各异，但基本上都是借助“礼教”来标举自己的言行、信念。像曹操、司马氏等窃权者之流竟以礼教为幌子，大肆杀戮异己，以标榜自己是典型的儒家正人君子；而真正的礼教信奉者则对这种毁坏礼教的行为感到非常愤恨，他们“以为……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58]可见，连身处乱世的很多士人也认为，只有儒学才是中国思想的正宗，它所描绘的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的理想蓝图才是补时救弊的良方。正由于儒学具有这种特殊功用，因此，尽管玄学、佛学曾和儒学相与争锋，并呈压倒之势，但儒学依然有着强劲的生命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遇到机会，它又顽强地抬起头来。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经过魏晋短暂的销沉后，重振儒风已是暗流涌动。南朝宋、齐统治者即位后，马上把它提上日程，选拔儒官，兴办国学，抬高孔子的地位。而萧衍更是自称：“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59]，他实行的一系列崇儒文化政策，正是为了适应这种政治思潮的发展态势，以革除旧弊，满足时代的精神需要。同时，“四萧”在文学领域中重申儒家诗教，强调“风教”论和“文质彬彬”论，其主要目的也在于此。他们希图从政治决策和文学观念入手，双管齐下，重新弘扬儒家的“礼义”传统，并发挥文学“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经世致用功能，利用文学教化民众，建立他们迫切需要的道德风尚、社会习气，以巩固统治秩序。
然而，文学的发展进程却与社会时代的现状发生了矛盾，这种政治生活的不幸反而成为文学发展的大幸。社会的动荡、儒学的衰微和个性的解放为文学开辟了一片难得的发展空间，文学正是在此种情况下开始摆脱经学的控制，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进入自觉时代，而探讨文学的美学特征也成为此时文人的首要任务。
首先，对文学的功用和本质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先秦、两汉时期，人们的注意力大多聚焦于儒家经典及其社会功用，对《诗经》的态度就是最典型的表现。汉人说《诗》，基本上都以“美”“刺”为衡量标准，高扬其“正得失”的政治借鉴意义。因此，《诗经》的所有篇章几乎都被冠以“颂美”、“谲谏”的美名，其作为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原初创作目的和美学价值被忽略，甚至被歪曲。即使评价颇具审美特征的屈骚、汉赋，也往往要突出其“讽谏”的政治目的。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云：“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而对汉赋的看法也不出于此：“《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指其讽谏，归于无为。”可见，司马迁虽然对《离骚》和司马相如持肯定态度，但还不是完全从作品的艺术特色角度立论，而是受时代的影响，把讽谏作用和政教意义摆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上。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在这种文学观念的影响下，汉人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也不离政治范畴。“吟咏情性”和“诗言志”都是儒家首倡，但在汉代形成的经学氛围的笼罩下，“情”从属于“志”，其内涵都同政治有关。如《毛诗序》有：“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
魏晋时期，在曹丕等人的推动下，文学的政治功能被弱化，而为个人立身扬名的作用逐渐凸显。《典论•论文》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文学地位的提高，促使人们改变对文学本质的看法。陆机把“缘情”作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特质，从此，“情” 开始与“志”分离，并形成对峙局面，后来“情”甚至完全取代“志”而占据主导地位。前已论及，此时的“情”与政治风化的关系已非常疏远，自然景物、日常生活、男女情怀成为“情”的主要组成部分，其理性内容被严重削弱、淡化。在“四萧”笔下，“情”除涉指女性外，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外物感发的个人情怀。如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悟秋山之心，登高而远托。或夏条可结，倦于邑而属词，冬云千里，睹纷霏而兴咏”。“物感”已成为“兴情”的一种重要方式。此时的自然景物完全抛弃了山水比德的儒家教诲，而纯粹成为具有欣赏价值的外在物，成为触发诗思的媒介。
其次，在文学的功能和本质发生转化的情况下，它的表现对象也进一步扩大。此时文学普遍偏离了社会政治内容，而山水、咏物、奉和、酬答等等，则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这类作品不仅数量大为增加，而且质量也得到稳步提高。写作，不仅成为文人抒发情怀、驰骋才情的重要方式，而且也成了一种高雅的娱人悦己的游戏活动。因此，作者身边的万事万物都有可能进入
诗歌领域，成为吟咏对象。王融、沈约已开始了这种尝试活动。王融除了留下八首咏物诗外，还有咏药名、星名及回文、双声等作六首。沈约也有咏县名、药名、百姓名等游戏之作。如此看来，“四萧”作品中宽泛的题材与前人对文学表现对象的探索是一脉相承的。这种题材的取舍来自于作者对周遭生活的细致观察，来自于文学思潮走向对文人的影响，是文学进一步挣脱儒学控制，寻求自我发展而作出的努力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