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萧”继承与背离二重性产生的根源(3)
2013-08-22 01:04
导读：玄学继儒学的衰落而兴起。曹魏后期，王弼、何晏首发其端，至两晋风行一时，代表人物主要有向秀、裴楷、王戎、王衍、谢安、王澄等人，不仅阵容强大
玄学继儒学的衰落而兴起。曹魏后期，王弼、何晏首发其端，至两晋风行一时，代表人物主要有向秀、裴楷、王戎、王衍、谢安、王澄等人，不仅阵容强大，而且多蹑足高位，能在政治、经济、思想中引领潮流。玄学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崇尚清谈，很少涉及国计民生要务。因此，后人用“清谈误国”一语道尽其消极影响，这同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进取精神形成鲜明对比。但是玄学为使自己立足牢靠，并未从根本上离弃儒学，而是试图寻找契合点，把两者杂糅、融合起来。玄学家采用的基本手段是用玄学理论来阐释儒家经典：“援道入儒”或“儒玄并综”。儒家的《周易》同道家的《老子》、《庄子》合称“三玄”。因此，玄学实际上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所产生的思想混合物，正如有人所说，它在“本体论方面，主要是继承了老、庄思想；在政治伦理方面，则承袭儒家的较多。《老子》的无为，《庄子》的虚无主义，《周易》的神秘论，《论语》的上下尊卑之分，是魏晋玄学家借以发挥和论证的思想资料。”[51]
佛教在东汉就已东传，西晋时迅速传播发展。于法兰、支孝龙、支谦、康僧会等胡僧亲入中原传教。为了取得合法地位并为士族所接受，他们对佛教进行改造，使之接近南朝人的思想实际。佛家的清净修身思想在一定意义上与老庄精义相通，与玄学声气相投，因此文士、玄学家、僧人之间多有往来。他们互相驳难，又互相切磋；一面畅谈玄理，一面服膺佛教，甚至佛理也成为谈玄话题。至此，三教合流的局面已基本形成。时人以三教兼修为荣，如王褒《幼训》告诫其子：“……吾如乎幼子，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业未坠，汝能修之，吾之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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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下，“四萧”的思想也是三教的复合体。萧衍“少时学周孔”，“中复归道书”，“晚年开释卷”[52]。史实正是如此。萧衍执政初期虽采用儒术治国，却并不废弃老、庄教义；晚年则转向佛教，曾四次舍身同泰寺，皈依佛门，被人称为“菩萨皇帝”。太子萧统“亦崇信三宝，遍览众经。于宫内别立惠义殿，专为法集之所。”[53]萧纲、萧绎除对佛经教义烂熟于心外，还专心玄学。《颜氏家训•勉学》载：“《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元帝召置学生，亲为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朝。”
可见，儒、玄、佛互相碰撞、融合，构成了“四萧”思想观念的基础。因此，“四萧”的行为处世和文学活动就不同程度地烙上了儒、玄、佛思想的印痕。
儒家“修”、“齐”、“治”、“平”的谆谆告诫对塑造封建士人的理想人格大有裨益，因而历代统治者都要尊之为主流意识形态。“四萧”倡导儒学、尊崇经典的着眼点正在于它的教化作用和修身功能。萧统的“自警”说、萧纲的“谨重”说都意在说明儒学指导士人“立身”的重要性。在生活中，他们也确实能基本遵循儒家教诲。史称萧衍“性方正，虽居小殿暗室，恒理衣冠小坐，暑月未尝褰袒。虽见内竖小臣，亦如遇大宾也。”[54]在他的影响下，萧统兄弟三人也都能勤于政事，行为检点。
然而，玄学和佛学却从另一个侧面消解着儒学的影响。玄学崇尚虚谈，不以国事为重，思想放任自适，如嵇康等玄学家行为倨傲狂放，蔑视礼法，虽为统治者不容，但他体现的“魏晋风度”却又令士人追慕不已。儒家教诲约束“四萧”要循规蹈矩，玄学追求的放逸又时时刺激他们的本能欲望，于是文学就成了宣泄压抑与放纵情感的工具。萧纲的“为文且须放荡”，就是主张在内容、形式、功用等方面摆脱儒学束缚，尽情吟咏自我情性，以文学形式满足叛逆要求。从文学观和为人处世看，萧统都可以算作儒学的忠实尊奉者，但《文选》特立“哀伤”、“情”等类目，收有很多哀婉缠绵、表现儿女情怀的诗文，表明萧统在一定程度上也背离了儒家“哀而不伤”、“好色而不淫”的僵化教条，而向人的本性靠拢。
大学排名 佛学对“四萧”文学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女性描写方面。佛教反对淫欲，但并不反对描写淫欲，为了告诫人们男女情欲既虚幻不实又充满罪恶，佛经中常常对女色及男女之情描画详尽、极力渲染。如佛陀出家前曾是太子，《佛所行赞》这样描述众宫女诱惑他的情景：“往到太子前，各进种种术：歌舞或言笑，扬眉露白齿，美目相眄睐。轻衣见素身，妖摇而徐步，诈亲渐习近。情欲实其心，兼奉大王言，漫形媟隐陋，忘其惭愧情。”[55]佛经对众宫女动作、容貌、姿势、表情等方面的描摹可谓相当详实、具体。这无疑给“四萧”造成这样的印象：只要心中常存佛性，描写女性及男女情怀无可厚非，它既可“吟咏情性”，甚至还能宣扬佛教。由此推断，宫体诗的产生当与此有一定关系。萧衍《净业赋》有：“美目清扬，巧笑蛾眉。细腰纤手，弱骨丰肌。附身芳洁，触体如脂。”萧绎《采莲赋》也有：“于是素腕举，红袖长，回巧笑，堕明珰。”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宫体诗描写女性的技法直接借鉴了佛经的写作手法。
由此可见，儒学、玄学、佛学三者交融、碰撞，从不同方面对“四萧”施加影响，伦理纲常、放任自达、欲色异相等在他们的思想中分立并存，共同作用，导致其文学观呈现出继承与背离的二重性。
（三）社会形势与文学发展不平衡的必然结果
东汉末年至陈代，是中国政治史上典型的乱世时代。东汉末外戚、宦官迭相用事，他们控制朝廷，作威作福，或贪赃枉法，或卖官鬻爵，或残害忠良，东汉政权逐渐走向覆亡。汉亡后，天下分崩离析，狼烟四起，南北对峙，各踞一隅。当时人们把这种混乱的社会状况与战国时期相提并论，袁术就认为：“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与周之末年七国分势无异。”[56]特别是到了宋、齐、梁、陈四朝，弑主夺位、暴掠残杀之事时有发生，甚至完全成为改朝换代、争夺政权的惯用手段。一度统一、繁荣的中国陷入了空前的黑暗、恐怖之中。因此，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57]，这个结论一点也不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