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金融体系重构：从金融抑制理论的视角
2017-11-03 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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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农村和农
摘要：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国当前最为紧迫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在支持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从尤努斯及其创立的乡村银行获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引发思考，结合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理论，对现阶段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金融抑制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重构农村金融体系，支持新农村建设的路径选择和政策措施。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村金融；抑制；发展
一、引言
在我国金融业即将对外全面开放的前夕，我们迎来了一个“穷人的银行家”获奖的喜讯：10月13日，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孟加拉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及其创立的格莱明乡村银行。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实践解决了两大困扰金融深化和经济平衡增长的理论问题：一是信贷规模及其绩效是可以与抵押品相脱离的；二是金融资源的投入可以与收入水平相脱离，并成为推动低收入群体脱贫的“原始”推动力。尤努斯的非政府小额信贷模式获得了诺奖的认可，这给我们的有益启迪是多重的：它不仅发现了穷人信用的经济意义，而且给予了诺贝尔和平奖更深刻的社会内涵——持久的和平只有在大量的人口找到摆脱贫困的方法时才会成为可能。这个奖项近期之所以在我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其原因之一恰恰是我国广大农村贫困地区正面临严重的金融抑制而导致的贷款难题已经成为政府一个头疼的难题。这也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社会底层贫困群体的脱贫问题已受到更加强烈的关注，而银行业已在这方面展现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二、我国当前新农村建设存在的金融抑制及其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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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配置失衡，与新农村建设要求不适应。一是农村信用社支农后劲不足。目前表面上的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三驾马车”的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事实上基本由农村信用社独家支撑，形成了“一社独大”的垄断局面。面对近乎垄断的农村借贷供给市场和形同虚设的“三会”制度，农信社缺乏金融服务和产品创新以及差别定价的动力，业务“非农化”倾向明显，使得资金向收益相对高的城镇或非农部门流动，真正需要资金的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难以得到贷款支持。二是商业金融支农弱化。近年来，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革，机构网点大量从县域农村撤出，上收贷款权限，银行盲目追逐大户，“抓大放小”，其资金集中投向热点行业和垄断性行业，客户结构趋同，贷款集中度过高，农贷资金日益萎缩。三是农村政策性金融支农功能不全。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惟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目前只承担国有粮棉油流通环节的信贷业务，仅在农产品的收购、储备、调销等纯政策性方面发挥作用，无力从事农业开发、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支农事业。同时，国家开发银行尚未进入农村。四是邮政储蓄机构“只存不贷”，将农村仅有的资金“倒流”城市，使本来就紧张而缺乏的农村金融供给市场更加恶化。五是长期的市场准入管制压抑了民间金融的发展。在当前从正规金融渠道难以取得贷款的情况下，农村经济需要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民间借贷、地下钱庄和典当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资金供求矛盾，与正规金融形成了强烈的互补，但由于其没有取得合法地位，被视为“草根金融”，“有为而无位”，一直博弈于合理性与非法性之中。六是农业保险市场发展滞后，农业风险保障不完备。农业是弱质产业，其自身固有的特点决定了它的高风险性，而当前我国农业保险规模太小，结构不均衡，较高的保险费率与农民的承受能力相差甚远，农保组织的灾害救济手续繁杂、承保率低、赔付率高，又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导致农业保险机构及业务日益萎缩。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二)信贷管理机制不畅，与农村经济发展实际不协调。一是商业金融“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的经营原则与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分散性、波动性、长期性”相悖。二是信贷资金管理集约型与农村资金需求粗放型的矛盾。农村资金需求的特点是户多面广，地域分散，具有明显的广泛性。这就要求金融部门不但网点要多，而且贷款应以信用贷款为主，在机构设置与经营管理上均实行粗放型模式。但随着金融改革的推进，农村金融部门为了提高经营集约化和扁平化程度，制定了减员增效、撤并机构、收缩战线的发展战略，这使农业结构调整中的服务分散化与金融服务集约化成为一对矛盾。三是农业信贷政策与农村经济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个时期以来，政府在战略布局和资源分配上强调城市过多，关注农村过少，尤其是农产品短缺问题解决以后，发展重点向城市倾斜更加明显。四是信贷准入限制过严。现行个人信用等级评定标准基本上是按大城市的标准来制定的，根本不切合农村实际，一般的农村企业及大量的个体经营和承包户因资产、销售规模限制很难达到评级要求，即便申请个人贷款，也往往因为提供不了符合金融部门要求的抵押物而被拒之门外。五是小额农贷额度偏小。目前，对种养大户及农村个体加工运输户等，5千到1万元的小额农贷授信额度远远不够，资金供求矛盾较为突出，影响农业产业化经营。六是贷款利率偏高，忽略了弱势群体。目前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普遍上浮20％～100％不等，有的还“一浮到顶”，与农业生产收益率较低的现实相比，农民难以承受，造成“最弱势的群体承受了最高的利率”，也与国家“三补一减免”等惠农政策相悖。七是贷款期限与农业生产周期脱节。由于现代农业已打破传统农业的春种秋收模式，向反季节、长周期发展，一些特色农业生产周期延长，而目前农金部门仍采取传统的农业贷款发放办法，无论贷款种类、用途均实行1年以内的贷款期限，已不适应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规律。八是农户贷款抵押担保难。目前县级担保体系尚未健全和完善，部分县市甚至还没有一家担保公司，且涉农业务稀缺，大部分农村中小民营企业和种养业农民因缺少担保而被拒于贷款门槛以外，担保抵押物缺失已成为农民贷款难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农村土地作为目前“三农”惟一可有效利用的经济资源，根据《担保法》有关“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的规定，却不能流转、不得抵押，已成为农村中小企业难融资、金融机构难变现、担保机构难担保的“死结”。九是金融系统内资金上存利率不断调高，有的与贷款利率相差无几，过高的资金上存利率限制了银信部门放贷的积极性，也使金融机构赢利过分依赖资金上存，赢利基础脆弱。同时，农村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失衡，导致农村资金过分倚重银行间接融资。 (三)农村资金外流严重，与新农村建设对资金的大量需求相矛盾。建设新农村，迫切需要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据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初步测算，到2020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增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