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本钱的实证分析(2)
2015-11-21 01:03
导读：考虑到中国国有企业过往10年的经历，我们在代理本钱研究上还必须夸大以下几个：首先，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与开放的深进，处于“在位”地位的国有企业
考虑到中国国有企业过往10年的经历，我们在代理本钱研究上还必须夸大以下几个：首先，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与开放的深进，处于“在位”地位的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客观随机冲击θ是变化的，对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而言，θ可能是恶化的。而当θ持续恶化时，假如处于企业第一线的经理与员工观察到这一现象，又要完成作为委托人的政府硬性规定下来的绩效基数x （x 可以是纳税基数、上缴利润基数、或产值基数，甚至按企业分摊的各种用度的基数等），则代理人的最优反应便是不做任何努力，甚至选择跳槽或自动离岗。这种反应反过来又会使企业的处境更加恶化。其次，1992年中国最高决策层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实质上宣告了20世纪80年代盛行于中国的那种政府与国有企业经理层之间公然的“契约”制（承包制）的结束，但这不即是说，以后的国有企业中就没有实行激励性契约。
事实上，通过对“2002年国有企业改制调查”样本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国有企业内部，就企业与工人的关系而言，大体上存在三类激励性契约：一是广义的奖金制（绩效工资）；二是在岗职工的基本工资；三是下岗威胁。当在职基本工资与下岗后待遇的差别日益增大时，当下岗的概率达到42％（在1/4的样本企业中，下岗概率甚至高达60％）以上时，“续聘”或“下岗”的命运安排理所当然地要列进“激励性契约”的内容之中。这可以被视为对西方“永聘制”理论的一种引申。第三，代理人对风险的态度与大量国有企业的出售是否相关？
第四，国有企业的大量亏损，能否从契约层面找到一部分原因？
关于激励性契约与代理本钱的实证研究，是滞后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在最优契约理论形成20年之后，即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出现这方面研究。Lazearr （1996）、HarryPaarsch 与Bruce Shearer （1996）、R.Banker 、Serk-Young Lee与G.Potter （1996）、以及S.Fernie 与Metcalf （1996）都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分析企业内部的激励性契约如何降低了代理本钱，从而进步了生产率。John McMillan 、John Whalley与Lijing Zhu（1989）及林毅夫（Lin ，1992）都对中国农业在上世纪80年代的迅速增长与激励性契约之间的关系做过开创性的实证研究。T.Groves 、Hong、Yongmiao、J.McMillan 与B.Naughton（1994，1995）的两篇论文，分别估算了激励性契约对于中国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效应，以及激励性契约对于经理职员的筛选功能。另有一类研究者则注重识别现实中实施的激励性契约的关键参数，进而对契约的效率增进效应或效率扭曲效应做出定量分析。J.Laffont与M.Matoussi（1995）曾指出，在最佳的分成比率的契约中，分成比率的设定决定于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系数。C.Ferral 与S.Smith（1997）运用结构模型，对契约中不可观察的参数做了识别与估算。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C.Ferral L 与B.Shearer（1999）运用上世纪20年代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矿区的工资数据，运用
数学模拟程序估算了奖金激励契约的诸个参数。A.Copeland 与C.Monnet （2002）同样运用数值模拟方法，根据企业的生产记录，估算了看不见的代理人的努力程度以及努力的边际本钱。我们在Ferrall-Shearer （1999）模型的基础上，做了如下改动：第一，Ferrall 与Shearer 考察的是矿井作业工人的激励性奖金制，他们运用了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而我们考察的对象是376家企业，并不是某一特殊工种的职工，因此我们将每个企业的员工全体（工人与经理职员的总和）视为一个团队，以企业为单个观察单位，于是放弃了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而采用更为一般的C —D 生产函数形式：y=λθ。这里，θ为客观的外部冲击，实质上代表了企业的物质生产条件与经营环境；λ为代理人的努力程度。第二，工资与奖金的数据不取个人数据，并且我们将基本工资以外的绩效工资统称为奖金。理由是，这种绩效工资反映了与企业绩效挂钩的激励。第三，由于我们采用的是以企业为观察单位的工资总额与奖金总额，因此，当企业i 的奖金总额发生变化时，既可能是由于人均奖金的变化，也可能是由于就业人数的变化，还可能是由于该企业上岗职工与下岗职工之比的变化。按我们关于激励的定义，人均奖金、就业量及上岗/下岗比率三方面的变化，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下，都属于激励契约的变动。因此，我们运用企业的工资总额与奖金总额作为模拟的变量，事实上就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考察中国国有企业的内部激励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