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以文、学为批评一一以苏轼的杜诗“诗史(3)

　　论题二：论杜诗的用事载人

　　如果说“以史证诗”标示的是苏轼“以文为批评”的学术好尚，那么，对杜诗之为“诗史”的用事载人的品格批评，则显然是以学为批评的努力和实践，以“学”的规范和要求作为诗歌批评的轨辙，专注在“学”的广阔视野与深厚积淀，甚至是各种不同学术类型的旁通、化成和联觉。

《东坡诗话·书子美黄四娘诗》云：

昔齐鲁有大臣，史失其名。黄四娘独何人哉?而托此诗以不朽。

　　苏轼以为杜诗之为“诗史”，当还有用事载人的功利目的。其言外之意其实不过是诗可以补史之不足、不载或者缺载。这自然是承认，作为形式的诗，在某种程度上承载了应该为史志所具备的“载人”功能。毫无疑问，这种思维模式来自苏轼“诗史”会通并殊途同归的学术背景，也就是他的以文、学为批评的理论视野。他是在实践中把史志的和诗的、甚爿惯作了很自然的串联和“通感(联觉)”。不仅如此，他在《美“自平”诗》中说：

　　杜子美诗云：“自平宫中吕太一。”世莫晓其意，而妄者至以为唐时有自平宫。偶读(《玄宗实录》，有中官吕太一叛于广南。杜诗盖云“自平宫中吕太一”，故下有“南海收珠”之句。见书不广而以意改丈字，鲜不为人所笑也。与其把这种认识归为苏轼一贯的“诗”“史”通感思维而实践所谓“以史证诗”，毋宁把它看作苏轼基于“诗”“史”的通感而意识到诗事实上取代甚至剥夺了史的志人载事功能。而这正见出苏轼的杜诗批评的出发乃在以学为论诗的前提，用杜甫自己的话说，即要求“读书破万卷”。

　　苏轼对杜诗的解读，以为诗本有史乘才有的找事志人的功能，并非渊源无自。作《春秋》，后人即以为史的功能是“寓褒贬别善恶”，其中就着眼在“纪人记事”：司马迁所谓“究大人之际，成‘家之言”(《报任安书》)，所强调的还是史的“载人”功能。杜诗被誉为“诗史”，“诗”“史”两种思维模式的糅合贯通，其中自然包孕了对其诗作“史”的意义认同。而上引《书子美“自平”诗》中苏轼所发议论，“见书不广而以意改文字，鲜不为人所笑也”，似乎标榜了苏轼于诗学的另类兴趣或者学术思维惯性，所谓“以才学为批评”，于此可见其端。

　　因注蘑学识的广博、知识积累的丰富以及视界的开阔，并把它化为切实的议论，苏轼才似乎有些肆无忌惮地“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李清照《论词》对苏轼等人的批评，“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王夫之直斥苏轼“以学为诗”之病，“人讥西昆体为獭祭鱼，苏子瞻、黄鲁直亦獭耳。……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下)，虽有些过火，却是一针见血。两家所论，未必不可移于苏轼的诗学批评，即所谓的“以才学为批评”。

　　苏轼开“以学论诗”之风后，继论者蜂起。殆至南宋，此风更盛，张戒等人所著诗话里多有议论，甚于宋初。又如风台王彦辅《诗话》：

　　唐兴，承陈．隋之遗风，浮靡相矜，莫崇理致．开元之间，去雕篆．黜浮华，稍裁以雅正。虽饰句绘章，人得一概，各事所长．如大羹元酒者，薄滋味；如孤峰绝岸者，骇廊庙：稼华可爱者，乏风骨：烂然可珍者，多玷缺。逮至子美诗，周情孔思，千汇万状，茹古涵今，无有涯溴：森严昭焕，若在武库，见戈戟布列，荡人耳目。非特意语天出，尤工于用字，故卓然为一代冠，而历世千百，脍炙。予每读其文，窃苦其难晓。如(《义鹘行》“巨颡拆老拳”之句，刘梦得初亦疑之：后览(《石勒传，方知所自出。盖其引物连类，掎摭前事，往往而是．韩退之谓“光焰万丈长”，而世号“诗史”，信哉!这些所谓“引物连类，掎摭前事”云云，不过承苏轼余绪而发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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