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以文、学为批评一一以苏轼的杜诗“诗史(4)

　　苏轼以文、学为批评的批评手段，并非无的放矢。正如他的诗词创作特别是晚年的诗歌创作慕陶是其当时心境的自况一样，其以文、学论杜诗实际上也是一种夫子自道。在《王定国诗集叙》中他说：“太史公论诗，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以余观之，是特识变风变雅尔，乌睹‘诗》之正乎?昔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于礼义，以为贤于无所止者而已。若夫发于情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盛称杜甫如此，正是其披肝沥胆的自我剖白，而他以继承骚雅许杜诗，亦未尝不是出于此种心扉。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并是说苏轼以文为批评与以学为批评是截然不同的，以文为批评只体现在“以史证诗”时。而以学为批评只体现在论杜诗“诗史”“用事载人”品格时。这两种批评手段其实是交相为用的。即对“以史证诗”而言，对“史事”的追索固是以“文”为批评，但其中以“学”为批评的痕迹也是很浓的；而以学论“诗史”的载事记人中，对载事的关注其实又与以史证诗中对诗本事的关注同一枢机。王文龙说：“从东坡的主观条件来说，他对这种方法(即“以史证诗”)运用自如，主要得力于万卷书的根柢和过人的识见。其实与其如此看，倒不如说东坡有意以万卷书的根柢和过人的识见来作批评。这自然是以学为批评的形式，但“文”的轨范和要求也在其中。所谓“别来十年学不厌，读破万卷诗愈美”(《送任假通判黄州兼寄其兄孜》)，其实也有“读破卷论益精”的况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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