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播学博士教育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新闻传播(2)

而在以下传播学核心期刊上，博士生成为重要的作者群：《论辩》，《论辩与鼓吹》，《传播教育》，《媒介经济》，《新闻与大众传播》，《媒介研究》，《传播专论》，《哲学与修辞》，《传播季刊》，《政治传播》，《传播研究》，《言语季刊》，《传播理论》，《修辞与公共事务》，《媒介传播批评研究》，《修辞社会学季刊》，《科学传播》，《健康传播》，《电子传播政策》，《应用传播研究》，《妇女研究和传播》，《健康传播杂志》等。

当然，美国传播博士教育的飞速发展局面是以清晰的培养目标、全面的研究领域、强大的课程阵营和师资力量作为保障和支撑力量的。

我国自1980年复旦大学首先开设传播学课程起，传播的学院教育已经走过了近30年春秋，而自1997年教育部把传播学升格为二级学科，以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相继设立传播学博士点（1998年）为开端，至今全国已有10所大学拥有传播博士学位授予资格，中国的博士教育也走过了10个春秋。而伴随博士点从设立到增多的十年，我国传播教育也急速升温，以燎原之势发展——本科、硕士与博士招生的人数以及开设传播课程的院系数量的增长速度在全球都遥遥领先。传播教育和研究从无到有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从传播院、系纷纷建制到博士点的增多，从本科、硕士、博士招生人数的剧增到传播学者和教员的争夺战，都表明传播教育的繁荣局势。

而这种繁荣也反映在对博士点的剧烈争夺上，由于把博士点的多寡作为学科乃至大学实力的象征，最根本的也就是全全心全意把教育培植为一个完善的市场的理念，使传播博士点成为在市场中博弈的均衡器。因此，不顾学科积淀有无、生源好坏、师资水平高低、培养目标清晰与否、课程能否开设等形状，都纷纷要求上马，博士点的争夺热浪一浪高过一浪。这直接导致，学术权威和传播学科声誉成反比例增长，成就了大学校长和学术权威的千秋功名，牺牲的却是学术精神和学科建设的使命——学生和教师在“申博”的各种数据压榨中成为彻头彻尾的工具，有限的博士师资频繁被置于学术造假、道德败坏的拷问中，无论真假，贻害了整个学科发展，偏离了博士教育的健康运行轨道。

还有，博士生文章发表的数量惊人伴随着的却是质量的折扣，以上提及的国际性刊物上，难觅我国博士生的身影。除了语言的制约，可能更多的还是目前博士教育发展的杂乱无章的状况有关——只管申请下来，不管如何发展。因此可以说，在繁荣的虚火背后掩藏着无数隐忧，而这些隐忧除了正在制约着传播博士教育乃至整个传播教育的发展，还将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成为发展的瓶颈。

二、关于学科领域拼图

尽管在美国传播教育发展的50多年光阴中，美国也曾面对传播作为一门学科的核心理论框架难以成形、学科拼图散乱的危机，这也曾使美国的博士教育遇到一些挑战。但在不断探索和自我反思中，如今的美国传播教育和研究仍然确立了比较完整、系统的学科拼图。90年代初，人们认为传播课程至少应该包括7个研究框架：修辞学、符号学、现象学、控制论的、社会心理的、社会文化的、批评的传统(Robert T. Craig,1999:119-161)；1996年，SCA（Research Board of the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NCA的前身）做的全美传播博士项目的声誉调查也确立了7个大的研究领域：组织传播，批评、文化/媒介研究，跨文化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和研究（包括人际传播/小群体传播和家庭传播），修辞（包括修辞理论，修辞批评和修辞历史），应用传播（包括健康传播和政治传播，公共关系）等(Research Board of the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1996)；NRC2002年数据表明，其重要领域涉及：阅听人分析，传播与公共政策，家庭传播，健康传播，教育传播，人际传播，法律传播，媒介经济，媒介效果，媒介素养，新传播技术，非言语传播，组织传播，劝服与社会影响，政治与社会修辞，风险传播，视觉传播；研究方法包括：动力过程分析，内容和文本分析，批评和文化研究，话语分析，民族志研究，经验研究（包括控制实验），编纂学，数学模型和模拟，修辞批评，调查研究等(Bill Balthrop,etc.2002)；2004年，NCA（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的传播博士声誉调查确立了15个调查领域：传播和技术，传播/媒介的批评/文化研究、健康传播，跨文化传播/小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研究，组织传播、政治传播，修辞研究；由NCA和AEJMC协助的NRC（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第三次博士项目调查于2006年秋启动，到2008年9月结束。这一次有200个机构参与，学科从1995年调查的41个扩大到57个，“传播”成为新增的17个学科之一，也就是说传播研究首次得到NRC的认可，这种认可本身就是学科建设稳定性的彰显。在这一次调查中，传播研究的次领域被分为如下15个方面：广播/电视研究，传播技术和新媒介，批评的文化研究，传播中的性别、种族和种族划分，健康传播， 国际和跨文化传播，人际/小群体传播，新闻研究，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公共关系/广告，社会影响力和政治传播， 言辞和修辞研究，传播其它。

由于特殊历史原因，我们的传播教育主要包含在新闻学科中，局限于大众传播内容，其他的传播领域要么没有，要么存在于别的学科。虽然古中国修辞传统给西方传播研究提供了学科资源，修辞传播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博士项目中都得到极大的发展并取得繁盛的课程与研究成果。但修辞传播在我国传播研究领域不见踪影，更遑论成为博士生的专业领域之一；而政治传播领域在政治学科中，组织传播在管理学科中以自身学科的样态发展着。此种状况不一而足。

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传播学科建设面临如下情境:“传播学学识以各种名义在大学院系生长，包括附加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法律和其它学科中的传播、新闻、传播艺术、大众传播，传播课程实际上在现代大学里无处不在，包括在农业系、自然资源、护理、商业、生态学和工程（比如，俄亥俄州的新闻学院在社会和行为科学院中）。……，一是理论建构无力，二是我们的研究很少被别的学科同行认可。……。传播教育总体处于理论弱势中”(Pamela J. Shoemaker,1993) 。

这种情境不也正是我们当前正面临的吗？在传播学建制之初，伊利诺伊大学的言语系没有给施拉姆，这种独立发展导致了后来传播领域之分为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分支学科；而施拉姆当初构建4个传播学的奠基者乃是一个精明的策略，即赋予传播学的合法性——传播学出身名门，这再次忽视了言语系的修辞研究和修辞学者。这种分离在当代美国传播教育中得到弥合。我们呢？是改变还是坚定地沿着施拉姆当初的一些偶尔决定走？